藝術地再現歷史

《躬耕藉田》 紀清遠 盧平

《躬耕藉田》 紀清遠 盧平

我們參與了由北京市文史館組織的“北京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創作了表現清順治十一年仲春（公元1654年）清世祖章皇帝行躬耕禮，親祭先農壇這一重大皇家禮典的歷史畫《躬耕藉田》。

北京這座擁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六十多年建都史的古城，在漫長的歲月中積澱了深厚的人文底蘊，作爲六朝古都，也見證了北方少數民族的遊牧文化與漢民族農耕文化的融合。中國古代北方諸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保持較強的本民族意識，但也因受到漢文化影響，逐步走向漢化的道路，這是一個總體的歷史趨勢。元代統治下，漢文化暫失“獨尊”地位，卻在清代得到了尊崇——統治者在加強思想控制的前提下，大力弘揚儒學，一改關外傖荒。

祭祀是華夏禮典、儒教禮儀中的主要部分。《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國家大事，在於祭祀和戰爭，戰爭保衛國家，祭祀則企盼風調雨順，國之安定。《漢書·文帝記》中有“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的記載；三國魏曹植《藉田說》之一：“春耕於藉田，郎中令侍寡人。”足見清代統治者大力弘揚漢文化，承續了中國曆代的祭祀傳統，目的是鞏固其統治根基，弘揚其治國理念。

帝王祭祀先農和親耕，在古代成爲國家重要的祭祀典禮。由帝王祭祀先農，皇后率後宮赴先蠶壇祭祀蠶神，顯示了“男耕女織”的農耕文化的深刻影響，體現出最高統治者對農業生產的重視與關注。

順治帝名爲愛新覺羅·福臨，是滿清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他六歲登基，叔父多爾袞攝政。待他親政後，立志高遠，孜孜求治，具備很高的文化素養，又有好勝的尚武精神。福臨是“漢化”的推動者，他在革除明末弊政的同時，意在克服滿族統治者自身的一些落後因素，順應歷史，實行漢化政策，籠絡漢人士大夫，因此緩和了民族矛盾。加之他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爲日後的“康乾盛世”奠定了根基。至於福臨的自責，源於他負有“一夫不獲，罪在朕躬”的執政責任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壯志難酬的悲觀情緒和爲情所困的厭世心境。

對這位年少而大志在胸、勵精圖治的帝王形象的描繪，確實存在一定難度。畢竟當時他只有18歲，面部表情若過於成熟，便與其實際年齡不符；畫得與其年齡相仿，又不免顯得稚嫩。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們主要抓住了他“年少有爲”的特點：雖然他是在認真親耕，兩眼卻沒有緊緊死盯住耕牛，而是流露出憂心忡忡、心繫天下的略顯凝重的表情，這與福臨當時的處境不無關係。

關於順治帝親耕先農行躬耕之禮典，並沒有留下太多的記載，更沒有任何圖像資料存世。我們到先農壇考察時，發現了一幅描繪雍正帝躬耕先農壇的長卷繪畫複製品。與《乾隆南巡圖》、《乾隆大閱圖》那類如意館畫家所繪的風格一樣，這幅畫畫得十分具體，儀式場面宏大，人物衆多，但只是個場面記錄，藝術性不高，卻極有參照價值。此外明代詩人吳寬還有一首詩：“春郊風動彩旗新，快睹黃衣是聖人。盛禮肇行非自漢，古詩猶在宛如豳。朝臣共助三推止，野樂全勝九奏頻。稼穡先知端可賀，粢盛不獨備明禋。”這首詩生動描繪出一幅春郊帝王躬耕祭祀的景象。兩者都爲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材料。

至於祭祀禮節和過程，雍正祭祀的相關文字描述十分細緻，可作爲重要參照——親王三人、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官員九人從耕，禮部尚書主持，鴻臚寺鳴贊，順天府府尹、戶部尚書、耆老（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紳）上、中、下農夫數人，每個官員的站位、禮儀程序也都記載得非常具體。此外，直觀感受也是我們需要的，畢竟心裏有底，對創作來說纔是最基本的。構草圖時，因爲求真求全，畫面效果不好，人物太多顯得擁擠，從畫面整體效果考量，在後來做了必要的取捨。畫法的選擇上，爲了充分表現盛大的皇家禮典氛圍，用通幅作品營造一種富麗華貴、莊重肅穆的效果，我們採取了工穩的水墨重彩相結合的藝術形式。

歷史畫創作，首先要堅持“忠實歷史原貌”的總體精神。在禮儀規制、人物位置和服裝道具上是不能出錯的，因此要經常向文史專家請教。爲了畫好耕牛，我們還特地去往延慶大莊科鄉考察，如今拴犁的耕牛已經很少了，好不容易纔找到一頭。另外一開始畫時，犁是紅色的，去先農壇展室參觀後才得知帝王用的犁是黃色的，即使原來的色彩關係非常好看，也必須要改正過來。

歷史題材的美術創作與自由創作不同，有其特殊規律，當務之急就是要準確理解史實和藝術之間的辯證關係，務必還原出歷史的狀貌。而它最終的呈現方式，還是一件美術作品，並非原封不動的歷史記錄或圖解，這就要求創作者一定要把握好這個“度”，一旦掌控不好，無論是在哪方面出現偏差，都會影響到創作的質量。總之，歷史題材的美術創作，應該定位爲“藝術地再現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