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傳璽在《中華讀書報》撰文指出，胡適應是我國現代標點符號使用推廣及規範化建設的首倡者與實踐者。
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開始注意標點符號的規範化建設與使用問題。1914年7月29日，胡適在札記中說：“我所作日記札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後，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並列出了一些釋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適爲《科學》雜誌寫了一篇約一萬字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在8月2日的札記中，胡適記道：“吾之有意於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年來關於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之興到之作也”，並表示自己“後此文中當用此制”。胡適於札記中摘出了此文綱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號概論、句讀論和文字之符號。胡適分適用橫排與豎排兩種，擬出了“住”“豆”“分”“冒”“問”“詫”“括”“引”“不盡”“線”十種符號。這些基本上都是我們現在使用的。
胡適寫出此文後，立即將之寄給了許怡蓀。同時給許的信也開始使用自己主張的標點符號。他怕許誤會，在1915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個說明：“近頗以爲‘句讀’爲文字之必要，吾國人士作文不用句讀……其弊甚大。夫無句讀符號，則文字不易普及：（一）詞旨不能必達，（二）又無以見文法之結構關係，（三）故發願提倡採用文字符號十餘種……半年以來，無論作文，作札記，或作書，長至萬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號句讀。”1916年3月，許怡蓀致信胡適，請他爲剛逝世的共同好友胡紹庭作傳。胡適於傳中公開使用了標點符號。（高樓 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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