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窯千年》 閻崇年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明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
【編書者說】
瓷器對於每一箇中國人而言都不陌生，但大部分人可能並不瞭解它的歷史。不可否認的是，瓷器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瓷器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想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瓷器歷史是繞不過去的，這就是我編輯閻崇年《御窯千年》的最初感受。伴隨編輯的深入，我產生了更多的思考與感悟，這就是編輯的樂趣所在。
《御窯千年》是一部簡明的瓷器文化史，它同其他有關闡述瓷器歷史的著作有明顯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陶瓷史或者瓷器史，主要探討瓷器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關注燒造瓷器的原料和工藝，重點是“物”——瓷器。但據不完全統計，《御窯千年》中共涉及約400位人物，“人”成了本書關注的重點。原因在於，作爲歷史學家的閻崇年更關注人在瓷器發展史上的作用。書中所涉及的衆多人物，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瓷器文化的發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這些人中包括主導瓷器生產、制定窯業政策、監督御窯發展的皇帝、官員、宦官，還包括爲提高燒造瓷器工藝水平、提升瓷器藝術品位的工匠、文人、畫師。有了對相關人物的研究，講述他們的故事，御窯瓷器的歷史生動鮮活起來了。閻先生秉筆直書，鞭笞專制皇權下的醜惡與貪婪，歌頌美好的價值觀念與偉大的工匠精神。
閻先生始終用歷史的眼光，審視御窯瓷器的千年發展。代表瓷器最高水平的御窯瓷器，其發展歷史更具有典型性與說服力。通過爬梳史料和觀賞傳世的歷代名瓷，閻先生總結出一條中國瓷器發展的重要啓示，那就是“御窯千年”的歷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後，隱藏着的精華是“新”，即思想創新、管理創新、技藝創新、產品創新。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元代的青花瓷和釉裏紅，一改單一顏色瓷器的局面，而開創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鬥彩、五彩，爭奇鬥豔，色彩繽紛；清代的琺琅彩、粉彩，各種色彩、繪畫，都可以縱情而靈動地展現在瓷器上。創新，既是中國瓷器文化發展的動力，又是中國瓷器文化綿延的生命力！在《御窯千年》一書中，閻先生講述的一條明線是歷朝歷代的御窯瓷器燒造的興衰，還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暗線就是皇帝、官員、工匠頭腦中及瓷器身上體現出的創新思維。這是一條有關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總結，是我編輯《御窯千年》的一大收穫。
閻崇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尤以研究明清史見長。很多人看到《御窯千年》後，都會詫異閻先生爲何“跨界”研究瓷器。在閱讀的過程中，大家就會逐漸消除疑惑。歷史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具有多面向的體，包羅萬象。閻先生受過嚴格的歷史學學術訓練，用史料研究歷史早已駕輕就熟，爐火純青。難能可貴的是，閻先生近年在研究明清宮廷文化的過程中發現，除了文獻史料之外，器物也富含大量歷史信息，需要下功夫研究。而精美絕倫、器型各異的宮廷瓷器，便逐漸走進了閻先生的視野。他對御窯和瓷器，其實早有留意，但把精力集中投入其間，是在2012年。五年之後，他撰述並出版了《御窯千年》。五年的時間，閻先生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御窯和瓷器上，他讀“萬卷書”，一邊學習瓷器的相關知識，一邊思考瓷器背後的歷史大勢；他又行“萬里路”，走進御窯和瓷器的歷史現場，此後將它們帶到讀者和觀衆面前。書中多處文字透露出閻先生取得收穫的喜悅。比如，他系統梳理了有關“元青花”提法的學術史；準確糾正了清代“郎窯”瓷器中的“郎”所指的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極；細緻考辨出清代督陶名臣唐英爲八旗滿洲包衣而非漢軍身份；強調指出“瓷器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等等。
閻崇年以耄耋之年進入新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在於他諳熟歷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另一方面在於他本人探索新知識的好奇與渴望。更爲重要的是，閻先生深知歷史學家的責任，向廣大讀者講好中國故事，將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御窯千年的歷史，在閻先生筆下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張龍 系三聯書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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