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大學生裸貸原因

大家對於校園裸貸事件一點都不陌生，裸貸涉事人多爲校園女大學生，他們持裸照或裸體視頻即可向借貸方借款，操作很簡單。裸貸就像一個“無底洞”，利滾利，債務怎麼也還不完，深陷其中的女大學生持續增多，有增無減。下面小編爲大家揭大學生裸貸原因！

揭大學生裸貸原因，是奢侈品帶來的心理滿而調入陷阱。除了校園貸平臺出現問題，有調查發現，大部分大學生對網上借貸存在的金融和法律風險不清楚，某校園貸平臺上8萬人所做的借前風險測試結果顯示，平均分只有65分。超過9成的大學生受訪者不知道年利率超過多少算是高利貸，往往被騙了都不知道。

新聞詳情：2016年10月下旬，在衆多劇迷的翹首盼望中，美國Netfilx公司一次性推出《黑鏡》第三季的六集內容，延續並拓展了前兩季的媒介批判主題。其中第三集名爲《黑函之舞》，講述的是一個靦腆怯懦的年輕人，由於電腦攝像頭被黑客惡意操縱，導致他在自己臥室瀏覽色情網頁自慰的過程被偷拍；黑客隨後以將自慰視頻發給他電子郵件通訊錄上的所有聯繫人作爲要挾手段，誘導他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最終陷入深淵，無法自拔。

誰料劇集上線僅僅一個半月後，中國的新媒體平臺就爆出自己的“黑函之舞”：高達10G的“裸貸”照片、視頻以及借貸人信息遭到泄露，涉及161位以在校大學生爲主的年輕女性，但據說還僅僅只是“冰山一角”。“裸貸”事件再次向我們證明：現實常常可以比戲劇更爲冷冽晦暗。

所謂“裸貸”，簡單地說，就是一些不法放貸方，以互聯網金融和社交工具爲平臺，引誘年輕女性手持身份證件拍攝下自己的裸體照片（甚至更爲不雅的色情視頻），在線提交給放貸方作爲質押物，以換取短期小額高息貸款的地下借貸方式。在這種借貸中，年輕女性提交的裸體照片和視頻被稱爲“裸條”。

媒體調查顯示，參與“裸貸”的年輕女性們用“裸條”換來的，通常是不過三五萬元甚至不到千元人民幣，一般用以滿足她們日常生活裏的種種浮華的消費；而她們一旦不能按規定時間連本帶利還款，放貸方就會以公開“裸條”並聯系其父母親友等手段相要挾，迫使她們從事由放貸方所指定的色情服務，實現以性抵賬。

無疑，“裸貸”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被看作是我們這個扭曲時代里人性之疾的一個典型表徵；又可以被視爲移動互聯網環境下媒介文化症候的首次集中爆發。換言之，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一個以“微”爲特質的新時代倏然開啓，並被我們滿懷欣喜地命名爲“微時代”。

六年來，隨着“微時代”的不斷髮展，我們享受它的便捷，擁抱它的豐富，歌頌它的優越，暢想它的榮景；但與此同時，它所潛藏的危機卻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了。時至今日，伴隨着“裸貸”事件的發生，以及過去兩年間其他一些媒介文化症候的漸次凸顯，應該說，我們已經到了需要對“微時代”重新進行一番冷靜審思的時候了。

社會文化邏輯的變革與潛在危機

所謂“微時代”，概括地說，主要是指以移動互聯網技術爲基礎、以高度碎片化爲特徵的新型語境，該命名主要來自於中國傳媒學界和業界對當今時代特徵的積極把握與敏銳反應。歷時地看，這一語境大約自2010年前後萌芽：從微博的興起，到微信的普及，再到各種微藝術形態、微文化樣態、微商業模式與微美學話語的風靡；短短五六年的時間裏，可以說，“微時代”已經對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認知方式乃至思維方式產生了全面影響，從而也使得整個社會越來越深地浸淫於這種由“技術轉型+文化轉型”所引發的愉悅體驗之中。

由此我們也看到，近年來，在傳媒學界和業界，對於“微時代”的各種正向期待與樂觀預言蔚爲潮流。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微時代”所開啓的，是中國社會由福特主義文化邏輯向後福特主義文化邏輯的深刻轉型過程。如我曾經在舊文中論述過的，中國由於後發現代性的特殊歷史語境，從上世紀80年代初才真正邁入福特主義階段，並在激盪中保持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

總體而言，福特主義階段規模化、流水線化的生產方式從根源上決定了其主流文化邏輯也傾向於總體倫理——主要是對“大”從理念到實踐的過分推崇，對集體利益的高度信任，以及由此對穩定、完整、均衡、秩序的不懈追求等。

正是以此爲基礎，我們可以把“後福特主義”理解爲對“福特主義”歷史侷限性的超越，即爲了滿足日益多樣化、專業化、全球化的消費需求，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都越來越朝着流動不居的方向發展，人類社會也越來越由集體化、固態化和秩序化趨向於個體化、液態化和碎片化。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文化上，以多元、靈活、差異和不確定性爲核心的當代個體倫理開始越來越多地佔據公共空間。而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讓媒介研究者和從業者們格外興奮的，不僅是後福特主義文化邏輯大幅度提升了傳播維度對整體社會結構而言的重要性，更是其爲許許多多個體的“我”提供了窗口、平臺乃至歷史機遇。

因此，“微時代”伊始，當我們展望前景時，不由得做出頗具烏托邦氣質的期許，即相信在“微文化”的浸潤下，個人將更有機會獲得主體性的充分發展，人類生活將更有希望重新迴歸到人自身；甚而相信——“微文化”可能蘊含着對人類文明發展路向的糾偏價值。如同預期的，“微時代”確實在過去幾年間爲更多個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交流、創新和營利的空間。

例如，以個人爲傳播主體的微信公衆號如雨後春筍，許多受歡迎的公衆號基於“打賞”機制已經有了穩定收入，佼佼者甚至已經開始有償承接知名品牌的廣告；再如，以個人爲經營主體的APP商戶也遍地開花，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伸出觸角，提供富於創意的、多元化的、個性化的服務內容；又如，以個人爲製作主體的視頻平臺和直播平臺如火如荼，普通人成爲“網紅”甚至藉此實現經濟自由的機率相對以往大幅上升。

應該承認，上述所有新興的、以個體爲基本單位的媒介文化現象和事物，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爲社會文化提供了更爲開放、更爲民主的發展契機；但與此同時，有可能將“微時代”的“烏托邦”願景引向反面的，恰恰也是這種對於“媒介化了的個體”過分樂觀的、缺乏節制的信任和倚重。

過去幾年的時間裏，這種整體性的樂觀情緒遮蓋了對於“微時代”所潛藏的負面因素的警惕。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個體其實已不再是傳統媒介時代的個體——在移動互聯網條件下，個體即時性的言論和行爲都可以被“社交媒介槓桿”指數級地放大，蒲公英式地傳播，進而引發始料未及的現實後果。

這方面一個新近的典型例證，就是2016年秋冬幾乎攪動了整個中國新媒體世界的“羅爾事件”：從該事件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凡俗個體可能不過是一念之間的私心，經由移動互聯網環境的播撒，就能迅速產生幾何式的倍增效應，最終超越個體所能夠想象和承受的極限，氾濫成社會性的喧譁與拷問。

羅一笑事件

不僅僅是羅爾。事實上，近年來，我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移動互聯網環境下社交媒體極易產生自我疊加的槓桿效應：現實情境中的政治敵意，一旦經由“社交媒介槓桿”放大，會迅速變得更加難以收場；現實情境中的經濟分層，一旦經由“社交媒介槓桿”放大，會迅速變得更加令人絕望；而現實情境中的任何個體不端，一旦經由“社交媒介槓桿”放大，就足以引發排山倒海般的媒介示衆與媒介審判。

因此，我們必須及時意識到“微時代”並不會自動生成真正具有主體性的個體：它表面上對個體進行了更大程度的賦權，但實際上，那些受困於現實語境，既無從獲得充足發展條件，亦無從掌握充分自省能力的個體，只會在這樣的時代裏更加迅速地陷入空虛與焦慮，甚至走向墮落與狂暴。

換言之，在社會共識達到一定的平均水位之前，一些本來已經被現代文明所揚棄的價值觀由於“社交媒介槓桿”效應的“加持”，往往比符合現代文明共識的價值觀更具有吞噬一切的力量；而處於零散狀態的個體，在既有的總體性退場之後，往往輕易就陷入價值的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之中，面對權勢、金錢以及人性的暗黑面毫無招架之力，唯有徹底地繳械投降，進而被時代的慾望之潮所裹挾。而這，恐怕纔是我們今天面對“裸貸”所必須予以正視的新媒介文化深層危機所在。

“裸貸”：三個追問

綜合上述，“裸貸”事件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審視“微時代”潛在危機的切入口和樣本。在此，我將通過對“裸貸”事件的三個追問，進一步批判性地分析當前移動互聯網環境下媒介文化的深層症候所在。

我想追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裸貸”中所涉及的年輕女性們，她們如此洶涌的消費慾望究竟從何而來？

平心而論，即使拋卻一般的道德評判，參與“裸貸”的年輕女性的行爲也無疑是愚蠢的。當這種愚蠢行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成爲一種羣體選擇的時候，其背後所隱藏的就是一個必須被我們正視的社會癥結。我們看到，被“裸貸”中的年輕女性們押上風險檯面的，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肉體，還包括幾乎全部的個人關係網。

而如此巨大的“風投”所交易的，不過是對幾隻口紅或一個名牌包的饜足。這種狂熱與輕率已非一句傳統意義上的“商品拜物教”就能夠解釋清楚。

據媒體報道，“裸貸”主要集中發生在三四線城市高校的女生羣體中，其中原籍農村和小鎮的女生佔了較大比例，而來自北上廣等大城市的女生比例極小。有評論者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三四線城市高校往往教學質量很差，缺乏健康的教育環境和規範的學校生活，使得這些學校的女生們在學業上基本處於荒廢的狀態，以至於更大程度地沉迷於物質生活，虛榮心不斷膨脹。

我是基本認同這種分析的。但是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追問的，這些三四線城市高校的女生們，居然甘願以“裸條”換取金錢，她們如此洶涌的物質慾望究竟從何而來？她們還在讀書，社會生活很大程度上尚未展開；而且以她們所處的區域環境和所在的高校層級來看，身邊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數量也應該不會太多——難道她們的消費觀念不是更應該與她們所處的日常環境相匹配嗎？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裸貸”所折射出的“微時代”的第一個深層症候，即在移動互聯網條件下，社會貧富差距已經藉由“社交媒介槓桿”的作用，對底層年輕人造成了異常巨大的心理壓迫，並由此產生了普遍性的價值錯亂。“裸貸”事件揭示出的其實是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對於照片裏的年輕女性們來說，“窮”的無尊嚴感已經遠遠超過了“裸”的無尊嚴感——這種感受纔是促使她們可以爲了幾千元錢，就押上全部隱私與關係網的真正原因。

時至今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年輕女性們的這種感受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新的媒介環境，確切地說，來自於新的媒介環境對於富裕階層、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無孔不入的描摹與渲染。今天，這些描摹和渲染不僅來自於電影銀幕和電視熒屏，更來自於每時每刻陪伴她們的手機社交平臺——那裏面有不計其數的APP、公號、微商、雞湯寫手、人生贏家……，它們樂此不疲地向青春期的女孩們表達唯有物質符號與個體尊嚴之間纔是同質同構的關係。

這些女孩們正是鮑曼意義上的“新窮人（NewPoor）”，是“有缺陷的、有欠缺的、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消費者”，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讓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夠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這種“缺陷”，並時時刻刻爲這種“缺陷”而深感焦慮和羞恥。換言之，“微時代”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新窮人”的塑造效率。

所以，如果說過去的小鎮鄉村由於遠離大都市的喧囂誘惑，還能夠相對自保爲一片倫理道德的“淨土”的話，那麼今天，由於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這種“淨土”已經不復存在。對於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生活的想象，已經通過新的媒介環境，對身處三四線城市乃至鄉野村落中的底層年輕人構成了一種無比巨大的心理壓迫，使得他們再也無法憑藉其他價值話語去建構起有效的自我認同。

正是在這種錯亂的價值話語下，鄧文迪成了在社交平臺刷屏的“女神”和“人生贏家”；也正是在這種錯亂的價值話語下，《小時代》票房高企，“裸貸”氾濫流行。雖然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了信息與人的無縫對接，但是很多“小鎮青年”反倒因此淪爲信息的奴僕；而其中更爲邊緣化的“小鎮女生”們，則成爲“反心理壓迫”與“抗信息奴役”能力最爲羸弱的一羣。

由此，關於“裸貸”，我想可以換一個角度去追問的第二個問題是：爲什麼是“女大學生”？

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在近年的移動互聯網環境下，將目標鎖定爲“女大學生”的不僅是各種網絡放貸平臺，而且也包括各種網絡直播平臺，以及一些金融性質的網絡社交平臺。這些平臺在對待“女大學生”資源的時候，雖然設計的名目不盡相同，但其實質邏輯卻只有一個，即引誘女大學生羣體註冊爲平臺的常規用戶，然後通過拍攝、錄製、展示、交易自己的身體形象，爲平臺聚攏人氣，也爲自身賺取經濟回報。在這方面也有新近的典型案例——即2016年11月下旬突然衝上輿論風口浪尖的“支付寶校園日記事件”。

在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作爲金融平臺的“支付寶”，正是由於深諳“女大學生”身份在媒介文化場域中所聯結的險惡趣味，纔會想到要開闢專門的社交頻道，鼓勵這一羣體用身體形象換取賞金。其實，除了“支付寶”之外，其他變相誘導年輕女性以“女大學生”身份進行網絡直播的APP平臺早已存在，而我們的整個媒體環境對於“女大學生”形象進行負面暗示的陋習也是由來已久。

因此可以說，支持“裸貸”運轉的基本邏輯，同樣包含着“女大學生”身體形象的“易銷售性”在內——據報道，沒能按時還款的高校女生們，除了按放貸人指令直接提供色情服務之外，往往還要遭遇私密照片和視頻被貼上“女大學生”的標籤在線售賣的下場。這也正是“裸貸”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時代”的第二個深層症候，即在新的媒體條件下，大量與現代文明共識背道而馳的價值取向更爲迅速地涌入媒介文化場域，並對其造成嚴重侵蝕，其中尤以對青年知識女性身體形象的惡意傳播爲顯徵。

深入觀之，針對青年知識女性的險惡趣味的流行，有着更爲沉重的社會成因。近年來，面對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危機，青年的普遍貧困化已經成爲一種世界性的困境。在中國，由於社會階層在最近十年內迅速固化，類似困境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的影響顯得更爲尖銳。近二十餘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向年輕人提供的，除了知識之外，更是一種“中產生活的美好想象”，這種“想象”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內容，也包括社會地位層面的內容。

十年前，大學校園裏幾乎每個年輕人都不會懷疑自己屬於社會的“預備中產階級”，過上有房有車有話語權的生活只是時間問題；而十年後，這種“中產想象”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知識青年的“下流化”已經成爲一個冷峻的社會現實。

在這種時局下，我們的媒介文化逐漸呈現出一種罕見的畸形面貌：一方面在形式上越來越“萌化”和低齡化；但另一方面在內容上，許多落後的、倒退的價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術形態爲外殼迅速回潮。這其中，包括對知識的蔑視，對錢權的膜拜，對自我奮鬥的嘲弄，對理想主義的譏諷，對女性價值的貶低，對不勞而獲、買空賣空的推崇，以及對身體的高度物化和變相售賣。其中，移動互聯網對“網紅經濟”的過度發酵，對比實體經濟的孱弱萎靡，更進一步加重了全社會對一夜暴富的虛妄期待。

不客氣地說，正是這樣一種整體性的媒介文化氛圍，將包括“女大學生”在內的青年知識女性的身體形象（以及更爲廣義的媒介形象），逐漸異化成爲一種可供多方窺視的情色用品。

這種混合了“反智”與“厭女”的負面凝視，包含的是一種社會性的、對於知識和女性的雙重詆譭。而這種負面凝視及其背後潛藏的文化邏輯，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侵蝕了我們的媒介文化：它首先暗示“讀書無用”，其次暗示“顏即正義”，繼而暗示“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笑貧不笑娼”，一步一步地鼓勵年輕女性將身體形象作爲建構自我認同、維護人際關係、獲取社會資源的最有效證券，並藉助現實環境中的升學、就業、婚姻、生育政策等對年輕女性形成一系列結構性的壓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網絡直播平臺上打各種色情擦邊球的“性感女主播”，還是支付寶開通的“校園日記”和“白領日記”等，都和造成“裸貸”事件的深層文化邏輯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