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名：戰場上的蒲公英
集數：30集
類型：近代革命
出品：北京廣電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電視劇《戰場上的蒲公英》演員表/主要演員：
(待整理)
1944年，抗日戰爭進入尾聲，日軍困獸尤鬥，戰火硝煙瀰漫在全中國。出身名門的浙大學生蔡智誠一腔熱血，不甘苟活於後方，衝破家庭的阻撓，毅然投筆從戎，立志抗日救國。
他輾轉投入了國民黨新組建的最精銳的傘兵部隊。在經受了美國教官的魔鬼式訓練，經歷了與日本王牌傘兵突擊隊——睡魔部隊的數次殊死搏鬥後，蔡智誠贏得了戰友們的尊重，同時也收穫了愛情。
隨着日本的投降，蔡智誠獲悉了上級欲至武穆小隊於死地的祕密計劃，在痛苦與迷惘中，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並重新思考自己的將來。
(本文來源:)最後的緊要關頭，在信仰和現實的衝突中，蔡智誠完成了人生中極具重要的一次轉變，毅然加入了共產黨，終於又讓傘兵部隊像戰場上的蒲公英一樣，繼續在共和國的天空中飛翔!
戰場上的蒲公英劇情介紹：
1944年初夏，二十二歲的蔡智誠不想上學了，他要去當兵。
蔡智誠是貴州人，家住遵義老城琵琶橋(現名紅旗路)，他家的斜對面就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公館，那裏如今已成爲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址。
蔡智誠有兩個哥一個姐和一個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犧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經出嫁、在“美國援華協會”當醫師，二哥蔡智仁畢業於陸軍輜重兵學校、是交通二團(汽車兵)的連長，妹妹蔡智蘭初中沒畢業就偷跑出去參軍、結果在戰場上失蹤了。
蔡智誠排行老四，可實際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鐘(他和蔡智蘭是對龍鳳胎)。44年，蔡家的年輕人中只有他還在讀書，這倒不是因爲他不想工作或者膽子小，而是父母覺得家裏應該留一個“守門的”，蔡老四是長輩們公認的最乖的孩子，應該老老實實的把大學唸完、然後成家立業。
從家譜上看，蔡家應該算是湖北人。他們祖上是跟着袁玉錫(湖北襄樊人，曾任遵義知府)到貴州來的，先是做幕僚，而後經辦鹽號。貴州是個不產鹽的地方，食鹽大多依靠川省供給，遵義是川鹽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這裏開辦“恆升永”商號，兼營鹽業、布匹和雜貨，很快就發了財。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了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這一輩，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廈門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華僑創辦的大學裏讀了兩年“商學”，沒學到什麼商業技巧，卻樹立了“實業救國”的觀念。回到家鄉，蔡同學下定決心：不做商人，要當農場主，向陳嘉庚同志學習。
剛開始，他和廈大同學何輯五(何應瑞，何應欽的四弟)一起合辦茶場、試驗改良茶種。在當時，貴州種植茶葉的人很少，蔡同學與何同學希望用“新型經濟作物”替代盛行於貴州的鴉片，既能挽救家鄉風氣、又能振興地方經濟。
從理論上講，這個思路是可取的(事實上，蔡式超當年試辦茶場的湄潭，現在已經成爲茶葉生產基地)。然而，在當時，蔡式超的辦法卻行不通。
興辦農業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可貴州這裏卻戰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穫就被別人搶跑了。接着，何應欽去了廣州、何輯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沒有了靠山，只好關門大吉。
當不成農場主，於是改當工廠主。
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只得關張。
接着又辦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麼也超不過94度，只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着。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於是蔡老闆不計成本、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光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衆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雖然國軍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儘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踊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象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行經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裏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麼的，好象打日本不是爲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闢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志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面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爲，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的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面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鬍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鬆、王葆仁、李壽恆、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珍、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象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的在教室裏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裏，有四十多人成爲了中科院的院士——當然，這其中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爲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誠正跟着實驗室主任俞國順(浙江人，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只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燻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於是，電機系的俞教授就準備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臺15千伏安的交流發電機和一臺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試運行的頭幾天，廠房裏來了一箇中央軍校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婚了、讓發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迴路不可，於是俞國順就沒有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只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牀上長吁短嘆，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瞭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爲，“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爲“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國民黨海外部長)拿着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做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年青學子們去當兵。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是一方面是因爲國民政府《兵役法》規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於“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爲只有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纔是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塗了，他想：國軍教官的素質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着這個困惑回到家裏，沒想到卻又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44年夏天，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敗塗地，大潰退引發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的人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爲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雲南跑;在貴州的人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國軍抵擋不住，又想往雲南和四川跑;而云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於是乎，位於雲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置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裏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徵用民房、還能調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衆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文件，因此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從政府那裏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會”。他們在廟宇祠堂裏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鄉纔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只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年青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裏當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裏突然闖進來幾個國軍士兵，翻箱倒櫃、吵着要什麼“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裏只是個救濟站、沒有那麼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麼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牀前聚着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衝着遵義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黴的縣長只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裏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軍隊，方能切實承擔保護國民之重責......”。
於是，這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生拿定主意不念書了，要去“改造舊軍隊”。
第二天，他跑到教務處辦理退學手續。浙大的訓導長費鞏(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45年被軍統暗殺)聽說蔡智誠準備去參軍，考慮了一陣，在申請書上批示：“準休學一年”——學校給他保留了學籍。
就這樣，1944年6月，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蔡智誠同學J u q i n g w . c o m棄筆從戎，滿懷着救國救民的願望、走上了抗日的戰場。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