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東方在考察山西雲岡石窟窟頂遺址現場。圖/社科院考古所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 何晞宇
一艘阿拉伯商船，滿載着中國的貨物從揚州出發，在印尼觸礁沉船。後來被德國人發現，打撈起來，最後被新加坡整體買下，再由好奇的由美國人拍成紀錄片又出了書，將它的故事傳播到全世界。
在揭開誘人的寶藏之謎以前，齊東方常常以上面這段話歸納寶藏的主人——“黑石號”沉船一生的境遇。而它的境遇正折射出千年以來人類海洋貿易的多姿多彩。
3月的一個陰冷的週末，北京大學考古博文學院教授齊東方來到成都博物館，以“海上黎明”爲題向觀衆介紹了當下海洋絲綢之路的考古新發現。成都博物館地下講廳的外春雨簌簌，講廳內500多人濟濟一堂，聚精會神的聽着齊東方講述在印尼海港，此生最熱的一次現場考古。齊東方飛快的講述着數十萬文物重現人間的經過，一張張幻燈片隋唐銅鏡、長沙窯、唐青花、金銀器、玻璃器……夾着東南亞的果香和海風撲向猝不及防的內地觀衆。
然而，他們沒想到除了寶藏，齊東方即將告訴他們一個更大的祕密。
“黑石號”沉船中長沙窯青釉褐紅彩花草紋瓷碗。齊東方介紹，“長沙窯已經有帶紅彩的，這算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國人對於釉色的掌握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百姓的口味
“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鳴春聲。”
1200多年前，湖南湘江邊的一名窯工在瓷壺上描下這首質樸的唐詩。訂貨的大食（阿拉伯）客商喜歡充滿東方氣息的毛筆字，讓這個瓷壺有機會帶着江南春色跨越重洋，走進千萬海里以外阿拉伯貴族的泥土房中。
然而行程還未過半，客商的船便觸礁而沉。直到21世紀初，齊東方來到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保管處，看到這個“春色”壺和它的同胞兄弟姐妹們，“我到那兒一看就暈了”，齊東方形容這次邂逅時說，“書架似得（展櫃），一個一個一個，一排一排一排，完好無損。這批完整的“黑石號”沉船出水瓷器，就是唐晚期長沙窯的傑作。
長沙窯瓷器是特別的，從唐以來的“窯系”家譜裏，幾乎不見它的蹤跡。齊東方在各種文獻裏找來找去，只找到一句詩。但考古發掘出來活生生的長沙窯器皿卻在自述它的歷史，“長沙窯的瓷器是唐外銷瓷器裏面最主要的，同時也是由中國考古大規模發掘揭露（歷史）最早的一種（瓷器）。”
齊東方介紹，過去對遺址發掘，很難發現好的東西。因爲窯址留下來大部分是打碎的殘品。而博物館裏面能收藏一兩件就很不錯了。“黑石號”沉船上的“長沙貨”讓齊東方大開眼界。更重要的是，許多瓷器上有文字或是圖案。齊東方把上面的唐詩稱作“順口溜”，因爲這些文字非常難得的反映了唐代百姓的意趣。
“長沙窯製作的產品特別接地氣”，齊東方表示，“除了一般的紋樣之外，很多寫些字，很多都是當時的順口溜，這種順口溜老百姓比較喜歡，甚至題記，還有點帶遊戲狀態。”這爲研究一千多前中國社會的市井生活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而上面的釉色，則對中國陶瓷工藝研究和色彩學有着重要的意義。
齊東方在青海都蘭遺址發掘現場。圖/社科院考古所
知識體系的顛覆
“黑石號”沉船上長沙窯、唐青花與江心鏡對舊有知識體系進行了補充和印證，但沉船裏成批文物帶來的問題遠比答案要多得多。
從“黑石號”沉船出水的唐代邢窯白瓷中，有的底部寫着“盈”字，甚至有“進奉”的 字樣。唐玄宗時期建“大盈庫”作爲玄宗的私庫，存放各地貢品。器皿底部刻“盈”，即意爲皇室專用。而“進奉”字樣就更加明瞭，按過去的研究便是向皇室進奉的貢品。但這個認知卻對沉船文物考察帶來困難。
“有進奉字樣的這種瓷器，出現在一個商船上，尤其是往外國運的貨物上，沒有道理啊。”難道貢品也可以在市場上流通？齊東方覺得這當中的原因，無法按照過去的知識來推理。
同時“黑石號”上還發現數百個半人多高的大罐子，長沙窯的瓷器被發現時就整整齊齊碼在這些罐子中。用齊東方的話說，這就是古代的“集裝箱”。本來唐代瓷器燒製技術已經很高，這些“集裝箱”的工藝沒有太多研究價值。直到齊東方通過一個印尼收藏家瞭解到當地人對這些大罐的認識。
“印尼的一個收藏家自己的家裏收藏的這些，”齊東方說，“我英語很糟糕，只會一點，我那一進這個屋，我突然想起一個來：My GOD！”
不大的屋子裏，各式各樣的大罐子滿滿當當，一直從地上擺到牆上的壁櫃裏。後來齊東方纔知道，當地人十分喜歡這些大罐，甚至買櫝還珠，不要裏面商品只留罐子。
原來當地的部落把大罐作爲尊貴的神器，有的放在門口，有的在嫁娶派上用場，“酋長死了，還用它裝骨灰”。就這樣一種物品通過貿易來到另一個地區，改變了原來的用途，被賦予新的含義。除了“集裝箱”罐子，在海上絲綢之路考古中發現的類似情況還有很多。齊東方解釋，這裏面有誤讀，也有轉化，這也是海上絲路考古中一個亟待研究的文化課題。
長沙窯青釉”寒食元無火“壺
盜墓賊的假算盤
比起精美的瓷器，齊東方更喜歡這些髒乎乎的大罐子和並不起眼的伊斯蘭陶。他認爲這些物品更說明問題。然而現實卻無法給予齊東方更多的空間對它們進行研究。
目前，海外有三艘沉船的出水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義。分別是1998年印尼勿裏洞發現“黑石號”沉船，2003年印尼爪哇發現井裏汶沉船、還有1975年在韓國發現的新安沉船，這三艘船上出水的數十萬件文物，正逐漸拼湊出從公元9世紀開始到公元12世紀之間，中國與海外諸國之間海上貿易往來和文化互動。
其中新安沉船由於學術界的早期介入，被研究和宣傳的最爲徹底。“黑石號”沉船經歷一番周折，也總算整體被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收藏，然而被稱作“海上敦煌”的井裏汶沉船最後結局卻和陸上敦煌一樣無奈。據齊東方瞭解，井裏汶沉船出水近40萬件文物目前已經四散。
即便如此“黑石號”的研究依然進展緩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黑石號”所謂的“搶救性打撈”只是一個商業行爲。“考古和打撈是兩回事，考古就要按照考古學程序進行調查”。拿唐銅鏡來說，如果是考古式打撈就一定得交代這個銅鏡出現在沉船的哪個部位，它的旁邊都是什麼。這些問題同樣出現在陸上的考古發掘中。
“電視裏面這兒賽寶，那兒賽寶，這個東西多麼值錢。考古的無動於衷。（因爲）我們考古的都知道，經過文物普查，早就知道（下面有寶藏），但是不去挖，主要是（出於）保護的意義。”
此外，齊東方表示，墓葬中的物件，一旦被盜墓者拿走，“就沒有價值了”。在引起軒然大波的“曹操墓”認定問題上，有民間人士就指考古隊從盜墓者手裏採集來“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不能用於墓葬的認定。其原因也在於失去環境的文物，很難說明任何問題。
對於沉船文物的研究也是一樣。先要對整船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有一個整體瞭解，才能分別對器物進行論證和研究。“對單個文物進行研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齊東方表示。
海上絲路的考古博弈
十七世紀以後，東印度公司的興起，讓亞歐之間的海上貿易變得十分頻繁。動則一年以上的遠航，死亡率很高，但人們仍然踊躍上船做水手，“假如當兩次水手僥倖活了下來，一輩子就衣食無憂了。”
即使這樣，沉船率也有10%之高。再往前溯，遠航的風險更高。據《新唐書》記載，印尼爪哇島（古稱訶陵）是中國來往南亞和西亞海上交通的要隘，也是後來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這裏海盜出沒，沉船頻發。
據齊東方推測，在爪哇島礁石密佈的水域間還有很多寶藏等待被發現。然而沒有節制的打撈將會是對這些文物帶來災難性的破壞。考古挖掘技術性極強，擅長北方田野考察的考古學家，到了南方可能就無法施展手腳，更不要說水下考古。
“我知道現在民間對於考古事業是支持的，但是比如說私下拉出考古隊，這個是不行的，”齊東方表示，“考古，大學本科學四年，然後得在工地幹很多年之後才能拿到一個領隊資格。而田野發掘技術，在課堂都教不了。”
而絲綢之路不僅是商品的交換，器物的研究。從宏觀上看，貿易給人的經驗和教訓是雙向的饋贈，還有當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海上考古纔剛剛開始，而這些研究都還沒開頭。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