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5日，日本參議院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21日，日本近百名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很多人雖然不滿於日本右翼政客的囂張，但對於每年春天這一情景反覆上演，已然不覺得意外。不過，日本教育領域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卻讓外界甚至日本人自己也吃驚。從宣揚“忠君愛國”的大阪右翼幼兒園，到軍國主義讀本《教育敕語》滿血復活，再到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進入教材，日本教育給人的感覺是“忽如一夜逆風來”。這些“特例”的出現真的“突然”嗎？答案是否定的。有專門研究右翼的日本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大阪右翼幼兒園這樣的特殊存在之所以出現，就在於有人看到了此類教育的商機。有分析稱，日本教育的發展方向始終受國內政治氣氛的直接牽引，“潘多拉魔盒”的打開已經有段時日，眼下不過是開花結果罷了。
《我的奮鬥》進教材，聽聽德國的忠告
“我對日本學校教授《我的奮鬥》沒感到那麼吃驚，因爲這早就是日本自衛隊隊員教育內容的一部分了。”日本政治評論家本澤二郎23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透露，他去日本自衛隊參觀時，發現《教育敕語》《我的奮鬥》等都在其內部書店出售。“日本從政府層面否認歷史、不教授真實的歷史，現在又導入‘希特勒流’的內容，實際情況比我們想象的還惡劣。”
4月14日，日本政府在一份答辯書中稱，學校可以使用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的部分內容作爲教材。“完全沒必要”，本澤二郎說，戰後70餘年，日本之所以能夠維持和平與穩定，就在於否定了“希特勒式”的戰前日本的那套東西。但如今，安倍內閣卻在模仿希特勒的某些做法。
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我的奮鬥》作教材之所以被披露出來，是一些日本學校自主使用後，被在野黨議員宮崎嶽志發現，然後向政府提出質疑。記者從日本社交媒體圈瞭解到，日本防衛大學可能使用了《我的奮鬥》。今年4月6日舉行的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當被問及防衛大學能不能將《我的奮鬥》作爲教材使用時，日本防務相稻田朋美答說“可以”。
至於日本哪些學校將使用這些教材？會節選《我的奮鬥》中的什麼內容？目前不得而知。本澤二郎認爲，面向日本中小學生的可能性很大。
儘管日本官方稱會“嚴防出現助長種族歧視等不合適的內容出現”，其做法仍然是極不負責任的。“日本把希特勒《我的奮鬥》引入教材，是一種‘政治冒險’。”德國洪堡大學歷史學者科內貝爾對《環球時報》說，日本沒有進行大討論就直接引入，是對歷史的“輕率認識”。日本現在與韓國、中國等國家存在二戰歷史問題，這個時候率先讓學校使用《我的奮鬥》，理所當然會被視作向右轉、不反省二戰歷史。而且，這麼做可能會給學生學習歷史起到誤導作用。
2015年底，德國教育部長萬卡曾呼籲在全國範圍內將加有註解的新版希特勒《我的奮鬥》用於課堂，揭露希特勒的言論。這個註解版《我的奮鬥》是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編纂的批判性版本。但據德國語言學家協會主席海因茨·梅丁格估計，德國學校購買這本書作爲教育參考書的比例，應該在“個位數”。
科內貝爾說，德國至今未有學校將《我的奮鬥》引入教材，即便是註解版。萬卡說引入課堂，並不是一定作爲教材。事實上，將《我的奮鬥》出版就有很大爭議。世界猶太人大會多次反對該書以任何形式出版，認爲該書是“歷史毒櫃”，不能打開。德國許多專家也認爲，出版或引用該書都會讓社會過分關注希特勒。
其實，無論是大阪森友學園的兒童朗誦《教育敕語》，還是《我的奮鬥》成爲教材，絕大多數人都是在最近媒體集中曝光後，才吃驚地得知竟有這種事。爲什麼會這樣？一名研究日本右翼的日本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提到，正是在2006年後，日本教育界開始整體傾向“愛國化”。
11年前，安倍欲收買校長放行改革
2006年9月23日，時年52歲的安倍晉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讓人意外的是，他上臺後將“教育改革”當作第一件大事來抓。他腳跟還沒站穩，就不惜與在野黨撕破臉皮。安倍聲稱，改革是爲了促進日本青年的“愛國心”，這是今後的立國之本。
在安倍公佈的施政綱領中，修改《教育基本法》與修憲一起，被放在“國家正常化戰略”兩大支柱的位置。《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的根本原則，安倍將“愛國心”內容加入該法，是要使日本教育方針發生重大轉折——民族主義取代民主主義。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稱，教育的目標是“尊重傳統和文化”“熱愛國家和鄉土”。安倍還提出由政治官僚來管理學校、決定教育內容，而非教職員工。
爲製造社會輿論，安倍政府在全國各地舉行市町會議，邀請學校校長等教育第一線負責人座談。但沒想到的是，絕大部分參會者對修正案持否定態度。《環球時報》記者的一位朋友當年是九州島一所中學的校長，他就參加過這種會議。
“爲形成所謂的‘統一意見’，安倍政府索性自己搞出標準答案，而且收買我們這些參加會議的人照此回答。作爲回報，合作者能夠得到5000至2萬日元不等的‘辛苦費’。”這位朋友說，“我們這些教育界人士非常氣憤。如果真是對國家、對學生有利的教育方案，需要這樣做嗎？還好這種公然造假的行爲，後來被日本共產黨議員揭露，被媒體曝光。”
“軟”的行不通，安倍政府就利用執政黨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強行闖關。2006年11月16日，執政不到兩個月的安倍把修正案送到了衆議院。當天上午，自民黨與民主黨、共產黨等展開“朝野協商”，結果雙方不歡而散。隨後，執政黨在衆議院進行表決，在野黨集體缺席，在執政黨議員一致支持下，修正案獲得通過。
第二天，參議院議事廳內，安倍繼續“昨天的故事”。對着一大片空座位，他就《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自說自話。由於在野黨集體抵制，當天的質詢會只有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議員參加。一個月後，修正案投票通過。
修正案被強行通過後，在沖繩、岡山、京都、仙台等地，從教職員工會到律師協會，上萬日本民衆走上街頭，表達對修正案的強烈憤怒。此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日本民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修正案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最典型的例子是歪曲侵略殖民戰爭歷史、宣揚軍國主義的教材不斷出籠，並在一些地區教育委員會的強制下，成爲學生手裏的標準教科書。教師們也被要求在教案中增加“愛國教育”的比重。
隨着右翼教育不斷深化與普及，“愛國心”培訓在日本甚至成爲一門生意。長期經營不善的“森友學園”就靠這個噱頭招攬生意，各種以右翼教育爲賣點的學校遍地開花。安倍第二次執政後，這些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又被他滾雪球般一次次增值。
誰拆了右翼頭頂的“高壓線”
《環球時報》記者查閱史料發現，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對高官的右翼行爲是有“高壓線”的。1986年7月25日，剛擔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表態稱：“東京審判真的客觀？勝利者真有審判失敗者的權力？”不到一個月後，面對各方壓力，藤尾謝罪稱：“作爲文部大臣，我的發言是不合適的，容易招致誤解。對不起。”
但在當年10月號《文藝春秋》準備發表的一篇專訪文章中，藤尾再次大放厥詞：“所謂日本犯的罪，比如‘南京屠殺事件’，與鴉片戰爭比起來，真是最兇惡的嗎？”相關內容在《文藝春秋》發行前就流傳出來，但藤尾沒有撤回。最終，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痛下決心罷免了藤尾的職務。
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興起也是在這個時期——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查通過某些出版社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修訂版，其內容被指淡化侵略行爲。“日本教育始終受國內政治氣氛的直接牽引”，社科院日本所學者盧昊對《環球時報》說，戰後七八十年代起，做政治大國逐漸成爲日本的目標，中曾根等推動“戰後政治總決算”，催生了保守政治歷史觀的公開化。
冷戰結束後，日本面臨經濟和國家活力衰退問題，以民族主義和傳統思想遺產強化國家凝聚力和社會系統控制力成爲政治精英新的共識，進而使得2006年成爲一個重要節點。“第二次安倍內閣以此爲基礎，在其延長線上繼續實踐《教育敕語》的教育理念，直到發生森友學園事件”，本澤二郎說。
森友學園事件不僅暴露出“民間企業、機構等和安倍政府的交易”，也讓“右翼思想在社會大行其道”的問題凸顯出來。記者瞭解到，日本普通民衆對於《教育敕語》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歷史事物”層面，對於其危害認識並不深。
值得一提的是，森友學園“國有土地低價出售事件”至今沒有大的進展。由於自民黨反對，國會無法傳喚事件的“女主角”——安倍晉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另一方面，因負債累累，森友學園於近日向大阪地方法院申請“適用民事再生法”(日本破產法的一種)。原負責人籠池泰典不再管理學園事務，改由其長女任理事長，至於修建了一半的“安倍晉三紀念小學”，會在取得債權人及政府同意後，將小學用地連同建好的教學樓一起出售。
對於日本教育的這些事，網絡上也有其他聲音。有人稱，日本的教科書並非政府編撰、選擇和指定學校使用，右翼教科書的採用率也極低，不構成主流。對此，盧昊表示，右翼歷史教科書整體採用率確實較低，這反映出日本民間由來已久的“良心抵制”。但更應看到，這類教科書較十年前採用率在上升。日本政府“有意放任”是導致這一趨勢的重要原因。所謂教科書來源多元及“觀點自由”，並不能作爲右翼錯誤言論進教科書的理由。
事實上，日本右翼組織“日本教育再生機構”拿着《教育基本法》修正案這把“尚方寶劍”，從2009年開始推廣歷史及公民教科書。只用了3年時間，其歷史教科書的使用率就達到3.79%，是2009年的6倍;而公民教科書使用率爲4.16%，是2009年的11倍。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