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傳承中生活，往往知其然易、知其所以然難。所以要真正體會到“好”，多數需要時間參與醞釀。譬如讀書，像蘇軾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但時間所參與的，恐怕不僅僅是“熟讀深思”與“百回讀”這番動作。它同時以讀書者過去的生活時光，準備了思考的背景，準備了逐漸成熟的心智，準備了足夠的閱歷。有時候，這些可能更重要。
人們因此常有這樣的經驗，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讀同一部作品，時不時會有新的認識。那些一度讀來難明其妙甚至如有隔膜的文章，某一天重讀，竟讓人產生“我到今天才明白它的好”的感嘆。這種感嘆，看起來像頓悟，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誰都明白，足夠的時間積累，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而且也未必這時候所領悟的“好”就是最真切的了。再往後，隨着時間的進一步作用，可能還會有更多的體悟，更多的感嘆，越來越多“明其妙”的滋味。我在許多年後重讀方誌敏的名篇《清貧》，反覆體味那句“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感受到的，正是這種過程與滋味。
多年以前讀《清貧》時，只覺得它是革命者的遺作名篇，憑結尾一句就能看出洋溢着剛強與忠誠的氣魄。再讀時，卻愈能體會其中質樸與從容的味道。再讀是出於對一部戲的名字的好奇。國家藝術基金2016年度資助項目中，有一部以方誌敏爲主角、演繹方誌敏獄中經歷的戲曲，青島市京劇院創演的《清貧之方誌敏》——我一度對這個題目頗爲好奇。
“之”這個字，作爲助詞有多種用法，決定了題目至少有兩種解法。一種大致相當於“的”，還有一種則近似於書與篇章之間的間隔號。如果是作前者來解讀，當然是個簡單的偏正詞組，是最常見的人物傳記的風格。而以後一種方式來解讀，則更像是把一個似乎抽象的主題與一個具體的人聯繫在一起，打開兩者間的張力。人是過去的革命者，主題卻不僅僅屬於過去。
1935年1月，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人方誌敏率領紅十軍團北上途中不幸被俘，在獄中寫下《清貧》等文稿。“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爲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地用之於革命事業。”這是一段八十多年前關於公與私的偶然記錄。這種公私之間的“考驗”，並不是今天才那麼突出的。在動盪複雜的環境中，或許會顯得更爲劇烈。
但在樸素的生活與鉅額的金錢、奢侈的生活間，文章裏所記錄的選擇是平靜而堅定的。這種選擇，不是我們熟悉的“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之類的論調，也不是苦行式的自苦。寫“清貧”的文章裏，方誌敏多用的是更爲中性、更具有價值觀意味的“樸素”這個詞。
我們如今理解，與其說這裏的“清貧”表達的是一種生活優渥與否的狀態，不如說表達的是一種意識與境界。這其中，當然有幾十年後物質條件逐漸優渥，更需要強調精神飽滿、能夠抵抗誘惑與腐蝕的因素。但從“樸素”的角度來重識“清貧”，重溫革命先烈對公私之分的踐行，意義卻不能僅止於抵抗誘惑。更往深處，是對信仰的追索。
方誌敏平靜而堅定的選擇，來自於對信仰的服膺。“我們革命不是爲着發財”，“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題爲《清貧》的短文中，方誌敏限於篇幅未曾詳述，筆觸卻屢屢涉及他對“革命”這個畢生信仰的理解。在他的另一篇遺作《可愛的中國》中，描述得更加清晰：
“我老實地告訴你們，我愛護中國之熱誠，還是如小學生時代一樣的真誠無僞；我要打倒帝國主義爲中國民族解放之心還是火一般的熾烈”，“假如我還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爲中國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的精誠的寄託吧！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爲我對於爲中國民族解放奮鬥的愛國志士們在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爲我在提勁兒唱着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
樸素的生活，平靜的選擇，或許正是因爲底下有這樣火一般熾烈的對國與民的愛護爲基礎吧。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