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發佈了《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2014)No.2——流動時代下的安居》。這位年輕學者幾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蟻族”而出名。這一次，他把目光對準青年住房問題。
在他所進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狀況調查”中，有52.1%的被調查者在北京租房。他們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佔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於其自認爲最多能夠承受的比重(35.2%)。這意味着，對於租房居住的受訪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負擔已達到其所能承受的“極限”。重壓之下，很多年輕人被迫選擇了並不被政策允許的“羣租”。
從北京地鐵崇文門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經過42級臺階。過去一年裏，彭慧一次又一次走過這42級臺階，經過並不複雜的左轉右轉，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們共同的“家”是一套約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這套房間原來的結構，彭慧和她的室友們都沒有見到過。她們來到這裏時，房子已經被改造成4個臥室、1個小廳、1個廚房以及兩個衛生間。4個臥室裏分別住着10個人、8個人、6個人和6個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並不習慣把這間羣租房稱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爾濱。像這間房子裏的其他人一樣，彭慧儘管喜歡談論北京，卻從未真正屬於過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開。這樣一位神經“大條”的女孩，在一個溫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縮在一個容納了10個人的房間的下鋪，用筆記本電腦看《刑事偵緝檔案》第四部，“古天樂在這裏面特別酷!”彭慧笑嘻嘻地說，唯一讓人心煩的是房間裏的網速。由於10人共用一個網絡，姑娘們經常連不上網。
即便性格開朗，彭慧與她們也甚少交談。睡一覺再睜開眼，對面的牀可能就換了新人，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聽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時並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和她身後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還不能這樣悠哉，那時的她還是一家地產中介的銷售，在北京東二環、三環之間奔波。因爲不會騎自行車，彭慧沒有像其他中介人員那樣穿着襯衫、打着領帶，騎電動車呼嘯而過。但相同的是沒日沒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從早上8點50分開始。因爲羣租房內要排隊洗漱，她通常會在早晨7點鐘起牀。衛生間的水龍頭壞了，沒有熱水，整個房間出熱水的水龍頭只剩廚房一個。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噁心的是池子經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麪條、菜葉子洗臉......有段時間水池壞掉了，大家蹚着水洗個臉，然後再去浴室洗腳。”房間只有一面穿衣鏡，寬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們都得排隊照鏡子。
一番折騰，彭慧走出家門，走向崇文門地鐵站，在擁擠的早高峯裏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着哈欠、聽着音樂或是一言不發地盯着車載電視裏的廣告。
彭慧到達辦公室後的第一件事是刷帖子，“你們在58同城、趕集網、搜房網上面看到的房源信息都是我們一個字一個字打上去的。”之後，是晨會，上司開始佈置一天的任務。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兩三百個電話，約客戶、約業主、談價格、看房子、回訪......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點30分結束。結束之前，通常會在9點開夕會，總結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務沒有完成，就要繼續加班幹活兒。
彭慧沒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讓每週休1天，但這寶貴的一天並不完全屬於彭慧，客戶和業主仍然會不斷打電話給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樣往外跑。“有的時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機調成靜音，假裝沒聽到電話，晚上再給客戶回過去。”
在中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體開始發出警告。早晨經常被胃疼叫醒，後來去醫院檢查，大夫說是因爲長期飲食不規律導致的胃潰瘍。因爲身體上的不適，彭慧辭掉了工作。同在地產中介工作的男朋友每天給她送早餐。男朋友是她的同學，又同時來到北京工作。
“就是因爲他，我纔會留在北京。”但在北京馬不停蹄的生活裏，他們一週只能見一面，然後一起吃個晚飯。
“說實話，我不喜歡北京。節奏太快，消費水平又太高，一個月不掙八九千元，很難過得舒服。換個二線城市，一個月掙個三四千，已經過得很好了，還能攢點兒。”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沒有攢下一分錢。每個月的平均工資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飯七八十元，下班晚了還要打車，一個月的薪水所剩無幾。她的工資構成是1500元的底薪加上開單即有的500元，再加上業績提成，收入不固定。
這間羣租房令租戶滿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個月900元，如果連付3個月的話還有折扣——這一點彭慧也是剛剛聽說，她在這裏住了一年，卻從來沒有連付3個月，因爲付完3個月的房租，就沒錢吃飯了。
900元的租房成本在北京這樣的地段只能租到一個牀位。彭慧深諳租房市場的價格：三環以內最差的次臥也要1500元;出了三環能便宜兩三百元;四環以外五環以內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個單人間只能到五環之外了。
“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我們班當初一起來的30個同學，如今只剩三四個。”第一次來北京實習時，彭慧就見識了首都的包羅萬象。
彼時的她在中國美術館實習，做服務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遊客不要碰畫、不要吃東西喝水。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5點，站兩個小時休息半個小時。包吃包住，每個月拿到1900元補貼。
彭慧回憶，從沒見過那麼慘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個人住在一間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裏沒有暖氣，也沒有熱水。大概是由於不習慣北京的自來水水質，彭慧的臉上開始冒痘痘，“當時的條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臉，那時候滿臉痘特別不想見人，醜死了。”
大部分時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錢過日子。在交完所有費用之後，彭慧的手裏只剩800塊錢，公司在最初的一個月不發工資，她需要用這些錢過完兩個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從來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飯。有時去早市買些鹹菜，就着米飯一起吃。晚上的時候彭慧從食堂拿兩個饅頭，花10塊錢買一盒8個的鹹鴨蛋，還有老乾媽辣醬。晚上1個饅頭、半個鹹鴨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當早飯。“如果實在忍不住，頭天晚上吃了一整個鹹鴨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饅頭一咬一掉渣，彭慧就着辣醬，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嚥。後來發工資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買了個煎餅果子，還有“雙夾”——一種夾了雞蛋和火腿的餅。
彭慧不願意回憶起當初的苦日子，對未來也沒有顯出一籌莫展。辭掉工作後，她正在網上投簡歷、找工作。目標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資可以比以前低點。“頭疼死了，毫無頭緒，想找個文職類的助理工作，但自己辦公軟件什麼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給交五險一金，別的倒無所謂，醫保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時覺得，實在不行就繼續做銷售，畢竟是熟悉的領域，但是自己又沒有本科的學歷，她對於找工作略顯迷茫和無能爲力。
彭慧有時會羨慕一個同學的舅舅，70後，多年前兩手空空來到北京，沒有學歷，只有吃苦耐勞的勁兒。“當時他剛結婚，還要養孩子，一個月工資幾百塊。就靠自己一步步奮鬥，現在在北京有房有車，還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覺得自己現在拼不過“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買上房。“北京只適合掙錢，不適合居住。3年之後，我和對象賺足了錢就在老家買房，長遠的打算還是回家。”彭慧說自己在學校時從來沒有想過這些複雜的問題，每天過得很開心。工作之後，學着生存，這些問題遲早會找上門來。
“只爲活着一點生活質量都沒有”
李可很少對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這間羣租房裏她總是顯得焦躁而憤怒，與這裏居住的醫院護士、來京實習大學生、推銷銀行信用卡的職員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經工作了三四年，自稱是培訓學校的副校長。
因爲進進出出的人太多，羣租房的門鎖並不好用，姑娘們每次出門前都要仔細檢查幾遍有沒有帶鑰匙。因爲如果沒帶鑰匙，敲門是沒人會來開的——“有人敲門時，×姐不讓我們開門。”姑娘們口中的“×姐”是這裏的房東或是二房東，租客們也不知道×姐是不是這棟房子的實際擁有者，她們與她的聯繫是每個月定時交房租和房間裏有東西壞了時，打電話給×姐，她會派人來修。×姐也不允許代收快遞，習慣網購的年輕人只能自己在家的時候讓快遞來送。
不久前，這間房子剛剛被人舉報過。在電梯裏也時常有鄰居向租客們打聽房間裏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們往往諱莫如深。令她們頭疼的還有小區的大門口，由於需要刷卡進入，沒有卡的租客們，只能等着別人進出的時候跟在後面。“人多的時間段還好，可是有時候人少，遠遠看到前面有一個人要進去或者裏面有人出來，我都要急匆匆跑過去，趁門開了跑進去，有時候實在裏外都沒人就只好等着，那種感覺一分鐘都像是過了一個小時。”一位租客說，“爲了掩飾尷尬，我通常拿出手機來玩兒。”
晚上大家下班回來，洗衣服做飯洗漱聊天，羣租房內開始進入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廳貼了張告示——晚上9點以後不準在客廳聊天說話，可是這似乎並不奏效。晚上11點之後，洗澡聲、馬桶沖水聲、洗衣機轉動聲、打電話聊微信聲不絕於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關燈，連帶着噼裏啪啦敲擊鍵盤的聲音。有一次，李可在衛生間裏洗澡，有人進來上廁所，出去的時候沒有關門，讓她着了涼。爲此，李可差點與那人大打出手。
儘管時常帶着憤怒，李可還是不願意搬走，她曾有過複雜又曲折的租房經歷。“被中介騙過、遇到過難纏的房東、因爲工作調動爲找新房子急得團團轉......”
“租房市場中存在的一系列侵權問題已給青年人才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廉思說。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中，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過程中未遇到權益受損問題，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經遭遇房東臨時清退，且無補償，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隨意上漲的情況，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過黑中介剋扣甚至騙取中介費。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買房子的，“上下班要兩個多小時。”李可在一週一天的休息日整理着衣服，“只爲活着，一點生活質量都沒有。”她將疊好的衣服放進旅行箱，羣租房內沒有衣櫃，李可就準備了4個旅行箱，一個大過一個。高低牀的一角掛了5個包。
李可說自己的目標還沒有完成，所以不能離開北京。“自己當老闆，開培訓機構，這只是小的目標。”春天的柳絮飄進了屋子裏，李可抓了抓，卻沒抓住。一同飄進來的還有不遠處北京站的整點報時鐘聲。“大的目標，現在還不能說。”李可補充道。
這個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的高才生曾經在通州租過一居室，每月租金2000元，佔李可當時收入的五分之一。“晚上下班特別晚，通州的大馬路上沒有人，遠遠的突然走過來一個，像幽靈一樣，特別嚇人。”
“每天上班幹嗎?掙錢買房子。買房子幹嗎?還房貸。”李可說很多人的生活進入了惡性循環。她覺得這座城市過於功利，在嫌棄的同時，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所有的意義就變成“討生活”3個字。
“回家鄉纔是拼爹，在這裏更公平”
儘管有各種牢騷，但羣租客們依然對北京以及自己的未來抱有希望、懷有願景。
在一套羣租房的6人間裏，住了4個河北姑娘和兩個甘肅姑娘，“五一”小長假結束後的第一個晚上，這間並不寬敞的屋子裏笑聲不斷。來實習的蘭州大學的女孩們就要結束實習離開北京了，剩下的人爲她們舉辦了一場小小的歡送會，幾瓶啤酒，幾碟小菜，聊天就是這場歡送會的全部內容。
跟房子裏其他租戶的形同陌路不同，在來自河北的趙爽所住的6人間裏，大家一直相處得很愉快。總說要搬走，可是因爲太忙了，沒空找房子。就是晚上回來睡個覺，所以沒搬走。在她看來現在住的地方挺方便，“一塊住的人這麼多，大家生活習慣都不一樣，就是個互相遷就唄。”
現在，6人間裏只剩下趙爽和張萌兩個人了，張萌是醫院護士，不經常回來。“再過幾個月，如果能找到合適的房子，我打算跟張萌搬出去合租，不再住羣租房了。”趙爽說，“羣租早晚有一天是要被取締的，我也贊成取締羣租。可是現在大家掙得不多，北京房租又貴，那還能怎麼辦?一塊租房可以，做成那種宿舍式的管理可能好一點。”
趙爽去年3月還沒畢業就隻身來到了北京，會計專業的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會計。因爲“太安逸了，每天都沒事幹，就是坐着刷網頁聊QQ”，所以今年年初，趙爽選擇了跳槽，現在她在一家證券公司謀得了一份後臺諮詢的工作。
趙爽每天上午9點上班，晚上要忙到10點多才能回到住的地方，有時候遇到難纏的客戶，中午連5分鐘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這行有好多證要考”，前段時間趙爽一直在準備考試，每天下班還要學習到很晚才上牀睡覺。可即便新工作這麼累，趙爽還是乾得很開心。“剛入證券這行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自己也感覺心慌，可是一旦你做成一件事，學到那麼多東西，那種感覺真是太高興了。”
從上學開始，趙爽就一直想去北京，“沒有不想待在北京的時候。”在她看來，北京的醫療條件好，如果她在北京，父母以後就能有好的就醫環境。此外，北京的教育資源優良，將來有了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環境。除了爲上一代和下一代考慮，對趙爽自己來說，“北京的生活交通更方便，在北京工作能有更好的平臺。”家裏人一開始並不同意趙爽留在北京，也曾經用安排行政事業單位這樣的條件誘惑她回家，可是趙爽拒絕得很乾脆，“回小城市纔是真正地‘拼爹’，在北京競爭機會更公平，旁邊都是跟自己一樣奮鬥的人。”
雖說在北京活得並不容易，可是趙爽從來都沒想過離開北京。趙爽排解煩悶的方式是看綜藝節目，“看的時候不用想煩心事，一看就笑。”定居北京就是趙爽最大的奮鬥動力。
跟趙爽同住一屋的張萌今年7月就要正式從中南大學的醫學統計學專業畢業了。前不久，張萌剛被北京的一家二甲醫院錄取，不僅有正式編制，還解決北京戶口。說起新工作，張萌的眼角眉梢都透着喜色。
去年剛來時正是北京最熱的時節，張萌恰好睡在空調機底下，“噪音特別大，有時候吵得整夜睡不着覺，有時候半夜起來使勁兒砸一下就能稍微安靜會兒”，因爲可以正常製冷，房東不肯修，就這樣張萌伴隨着空調噪音住了好長時間才搬到下鋪。冬天的時候因爲暖氣燒得特別足，又不經常通風，再加上人多，張萌老覺得喘不上氣來。
因爲租房的人流動性比較大，所以經常是“呼啦”來一大片，“呼啦”又走了。剛住過來的時候，因爲人多嘈雜，張萌經常睡不着覺，“後來習慣了也就好了，現在能睡得特別香。”雖然並不打算常住，可是張萌還是把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收拾得井井有條。她在牀周圍掛了一塊紅色碎花的簾子，給自己隔開了一點私人空間。卡通牀單、小木桌、小玩偶再加上牀頭一盞昏黃的檯燈都使得張萌的牀看起來頗爲溫馨。
“在北京找工作雖然難，可回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學醫的張萌曾打聽過家鄉醫院的招聘信息，可是發現有的醫院直接實行內部推薦，所以也就放棄了回家工作的念頭，開始安心在京找工作。“雖說北京空氣質量差，人又多，可是北京有最好的醫院，而且歷史人文氣息也比較濃厚，生活也方便。”張萌笑着說。
張萌的同學當中只有一個跟她一樣在北京實習，有時候兩人也會暗自較勁。同學之間難免互相比，找工作的時候有信息我們都不會共享，因爲共享就意味着她要和你一塊去競爭。但是很多時候她還是會告訴自己：“別人比你好就好唄，大家都是同學，將來沒準還多個靠山呢。”
幸運的是，張萌成功地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現在她覺得在北京“有定在這裏的感覺了”。
正式入職之後，張萌想要跟趙爽一塊出去合租，“最好房租在2000以內，有單獨的衛生間，合租的都是女生就更完美了。
治理羣租應疏堵結合
讓青年有房住比有住房更重要
羣租客們一腳踏進了城市，另一隻腳卻懸在空中，不知道該落在哪裏。他們散落在北京城的邊邊角角，擠在狹小的空間中度過最珍貴的青春。但擁擠的羣租房不但禁錮着其中的居住者，也讓鄰里“頭疼”。
北京住建委、規劃委、公安局、衛生局等部門在去年夏天聯合發佈通知，明確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標準。《關於公佈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北京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單個房間不得超兩人(有法定贍養撫養義務關係的除外)。此外，《通知》還規定，出租住房應當以規劃設計爲居住空間的房間爲最小出租單位，不得改變房屋內部結構分割出租，不得按照牀位出租，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不能出租。
廉思教授的調查結果爲這一政策的落實情況提供了參考。數據顯示，樣本量近5000的受訪者中，42.1%的人居住於集體宿舍及青年公寓之中，20.9%的人合租整套居民單元房(非羣租，未打隔斷)，17.4%的人單獨租住整套居民單元房，15.0%的人居住於羣租房、農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4.6%的人居住於廉租房、公租房之中。在租房居住的青年人才中，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覆蓋面仍然較低，羣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規房源仍佔相當比例。
5月1日上海龍吳路盛華景苑發生火災，導致兩名消防戰士犧牲。據瞭解，事發房屋所在的該小區24號樓1301室，建築面積88.65平方米，客廳用木板作簡易分割。該戶業主一個月前將房屋租給外來人員。經現場勘查發現，房內住有10人，違法使用液化氣鋼瓶，可燃物多、火災荷載大。爲此，上海市開始實行新修改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規定出租房每個房間居住人數不得超過兩人(有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關係的除外)，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
與羣租客們居住在同一小區的居民韓先生提起羣租很是氣憤。“之前樓下有一戶羣租，上星期剛被清理了。還沒清理的時候，人多，太亂了!”韓先生搖了搖頭。韓先生說，雖然未發現丟失東西的現象，可自己總覺得不安全。
之前這個小區管理嚴格，先是給小區居民發出入證，後來是門禁卡，“現在這門禁卡也不行了，有的時候外來的人就在門口等着，一開門‘譁’的一下進來一幫。”韓先生皺着眉頭，“羣租絕不應該有的，如果房主房子有富餘，出租也應該走正式手續，不應該羣租。”
徐大爺就住在羣租房的樓下，“有時候電梯裏面遇到不認識的租客，心裏面有點犯嘀咕，誰知道他是個什麼人，我就不敢讓我外孫女一個人上下樓梯，真出事了，怎麼辦?”徐大爺說，前兩天小區裏面接連發生5起盜竊案，徐大爺的對門就被偷了。“羣租肯定是不好的，但關鍵是怎麼治理。”
在常住居民看來，羣租的主要問題是“髒、亂、差”：當大量租客使用樓內設施時，諸如下水道堵塞的事情時有發生，有時產生的大量生活垃圾招來蟑螂，使羣租總給人留下“髒”的印象;羣租房進進出出，人數多，早出晚歸易產生噪音，讓人覺得“亂”;羣租周圍往往治安較差，同時存在消防等安全隱患，曾有住戶抱怨，因爲小區內羣租太多，導致二手房房價比隔壁小區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萬元。
年年治，年年難治。羣租的亂象，租客和常住居民都深知。但如何讓年輕人和他們的鄰居住得安全舒適，是尚待解決的難題。在廉思看來，羣租產生的根源就是市場上供需的不平衡，“北京市市區住房供應總量雖然足夠，但是結構不合理，大戶型住房居多，青年人可以承受的小戶型房屋量少。”
根據廉思課題組的調查，年輕人理想的住房面積婚前爲55.7平方米，婚後爲75.4平方米，但是目前的租房市場上很多戶型都是兩室一廳，而且受房主主觀意願的影響比較強，所以年輕人可以接受的租金較低的小型住房供應不足，無法滿足需求。“還有就是大學畢業生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他們的收入超過最低收入標準、居住年限不足無法申請保障性住房，但是另一方面市場房價偏高，他們又負擔不起市場房，高不成低不就。”
對此，廉思教授提出：“要規範租房市場，限制非法房源的同時，合法房源的供應也要跟得上。我們的建議是鼓勵社會力量利用市場的槓桿效應，提供一些住房。不改變房屋結構，通過降低租客居住感受的方法對有限房屋空間進行高效利用。而且不能光靠政府建設廉租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也建不成，那麼對現有的房屋進行改造就是一種比較快速有效的方法。”廉思舉例，鏈家地產在做的一個“自如友家”的項目，就是對房屋進行改造，提供的房屋雖然也會打隔斷，但是要求只能打一個隔斷，而且每間房都有通風，廚房衛生間不能進行改造，會加裝網絡，用電用水會進行覈查。“這樣的方法把原來的房源激活了，原來三室一廳只能住3個人，但是改造後可以住5個人，緩解了租房壓力。”
“長期來說，解決羣租問題可以考慮對大學畢業生當中的弱勢羣體發放租房補貼，稀缺人才落實住房保障體系，包括通過社區宣講、微博微信發佈、高校講座等方式加大政策宣傳力度，向年輕人宣傳新的住房政策。”廉思說，提到租客的融入感，廉思建議，社區應該建設社區青年年會，使年輕人更好地融入到社區裏面。讓流動青年融入到社區生活中。
北京大學房地產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也認爲，羣租房的房東手裏掌握着大量房源，在打擊取締羣租的同時，可以嘗試引導願意將房子出租給多人居住的房東，在確保合法安全的前提下對房屋進行適當改造，使之可以容納儘可能多的人，從而減少羣租現象。“如果能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縮短從北京周邊租住地到市區上班地的乘車時間，北京市周邊地區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租房，從而緩解市區的羣租壓力。”樓建波說。
解決羣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央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城市與房地產管理系教授易成棟說：“建議疏堵結合。從防範安全隱患角度出發，政府有責任進行整治。從提高住房支付能力來說，政府儘可能提供更多的低價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鼓勵合格的城市住房、農村住房出租，並且要維護租戶的合法權益。”
“讓青年有房住比有住房更重要。”廉思最後說。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