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不知從何時起，陳道明在記者們的眼中就變成了一個很難打交道的人，這點連他都頗感不解。在他看來，自己似乎被媒體“異化”得太厲害——走進採訪間，還沒等記者發問，陳道明就將自己的困惑表達了出來。
陳道明
同樣令他困惑的還有當下的文化環境，那些咄咄逼人的評論文章和愛挖坑的採訪方式，“動不動就火冒三丈”的同行們，“唯我獨尊的年代，誰都不能觸碰，這樣好嗎?”陳道明不喜歡用極端的形容詞，張藝謀在《歸來》發佈會上誇獎陳道明與鞏俐是教科書級別的表演，坐在臺下的陳道明特別想舉手大聲說“我不同意”。他在說話時還特別注重分寸感：“我喜歡在說話上給創作者、評說者和觀衆留點餘地，留點餘地的結果也是給自己一份面子。”
然而時代卻已經不同，通過口出狂言而上位的明星越來越多，90後追逐的是個性與標新立異。陳道明點評，我們的影視文化有些幼稚。面對這樣一個被年輕人這麼佔領的市場，陳道明說，的確有一些陌生。
《歸來》五月七日在上海站的宣傳，陳道明刻意讓工作人員取消了活動後的羣訪。在回答完主持人的三五個問題後，他在工作人員的陪伴下走進了一旁的休息室，準備接下來的三家媒體專訪。“我這次跟丫頭說了，不接受羣訪，因爲羣訪是可以不負責任的”，他說這句話時擡起了下巴，身體往後靠了一下，淺色貝雷帽下面的那副深色眼鏡後面，能看到眼神的猶疑。
【一個習慣：有距離感的聊天】
採訪剛要開始，主辦方的工作人員慣例性地說“咱們就只說電影的問題......”還沒等這位“丫頭”說完，陳道明就迫不及待地打斷他說：“沒事，我們就聊聊天。”陳道明拒絕了視頻採訪的請求，沒有視頻的約束令他更自由。兩年前，他還曾與某報紙記者“約法三章”：不做概念性的採訪，兩人得找感興趣的東西聊天;不能像審問;採訪時一定要保持距離，距離太近會有逼迫感。
面對這個習慣，陳道明說，兩個人在關係很好的時候就不用思考。如果要給思考騰出空間，彼此之間要有距離，留有餘地。
陳道明
陳道明的這種距離感不止體現在與媒體之間，事實上，與朋友之間、與整個圈子之間也是如此。有一年金雞獎，頒獎禮結束後回京的飛機上幾乎都是剛參加完典禮的同行，大家相談甚歡，只有陳道明一個人捧着一本書埋頭閱讀。袁莉曾經在自傳《正午時分》裏寫，拍戲遇到問題時如果要找陳道明，打電話很難找到他，都需要經歷幾番周折。袁莉自認爲已和陳道明成了朋友，聊起天來，有時就會問問他對自己的看法。結果，陳道明總是一臉嚴肅，鄭重說：“對不起，我對你不太瞭解。”袁莉寫道：“他這一句話，一下就把人扔得遠遠的了。
【一句口頭禪：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是採訪中陳道明的口頭禪，放在每一個需要你確認的觀念末尾。說這句話時，他的身體還會前傾，看着你，直到你點頭他才放心，說下一件事。
“這些記者，這邊你問一句，那邊他問一句，這些問題都是有坑的。其實這樣不好玩兒，你懂我意思?”陳道明這樣說。
這句話的起因來自於《歸來》發佈會後媒體的一些過度報道——陳道明身上的距離感，着實爲他和媒體之間帶來了一些小困擾——4月21日《歸來》在京首映，陳道明出席發佈會以及會後的小範圍羣訪。第二天就有媒體寫《陳道明與姜文同樣喜歡教訓記者?曾反駁主持人》、《陳道明受訪愛“教育人” 批媒體提問主題不清》。類似這樣聳動的標題網上還能搜出更多。
“朋友把這些文章傳給我，問，你說了什麼話了，怎麼這些記者這麼不滿意了?”他看到朋友轉過來的文章，裏面寫“陳道明問製片方爲什麼不給記者看電影”，陳道明不解，難道這不是在幫記者爭取看片機會嗎，爲什麼會有記者覺得這個人對製片方這麼不留情面?“很多媒體語出驚人死不休啊，我特別想搞清楚這個問題。”
他繼續說：“當你很嚴肅的回答問題的時候，他說你太嚴肅了。而當你開玩笑時說的話，他又覺得你怎麼能這樣開玩笑。很多記者說，陳道明不好打交道，不好採訪，其實真的不是，我現在覺得是記者不太好打交道了。什麼時候我們能坐下來，不像採訪，不像找茬，像聊天、談問題一樣，這樣的採訪給讀者的含金量就很高。其實作爲一個記者，採訪不同的人，我們應該用不同的方式。我又不是年輕人，你問我什麼八卦，我就會說你很扯!”——說到這裏，陳道明半開玩笑地說：“我說完了，你有什麼指示?”
陳道明
【一個老派知識分子：分寸感其實是給自己面子】
陳道明的話語間很少會出現其他同行們的大白話，說到現象，他喜歡用的詞是“文藝批評”、“指示”、“檢查”、說到對象，他喜歡用的詞語是“創作者”、“評說者”，還有類似“物有所實，物有所指”這樣文縐縐的句子。
張藝謀說，能演知識分子的演員實在太少了，幸好還有陳道明。陳道明自己說，陸焉識是他從影這麼多年以來最接近他的角色。你能從他的話語中讀出知識分子惺惺相惜的感覺，而作爲知識分子的陳道明，最看重說話的分寸感。
他這樣理解分寸感：“在創作問題上，我不太願意用太極致的語言。我喜歡在說話上給創作者、評說者和觀衆留點餘地，留點餘地的結果也是給自己一份面子。爲什麼我不太認同導演給我們的誇獎呢，這讓我們有些無地自容，因爲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演員在所有觀衆裏面都是一樣好的，所以也要給自己留一點生路吧。”他覺得現在的媒體、評論、文章都太咄咄逼人，甚至連同行說話方式也變得“火冒三丈”起來。“這種文風不外乎是一種唯我獨尊，誰都不能碰觸。這樣好嗎?這樣爲中國的文化批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陳道明打了個比方：“文革也是一種文風，其實，這是有一種異曲同工之妙的。”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