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向讀者推出的重大學術成果《中國文學通史》12卷，是集半個多世紀我國學者在中國文學史領域的諸多研究積累的開拓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學術意義。
上世紀90年代，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張炯曾偕同鄧紹基、樊駿一起主編《中華文學通史》10卷本，1997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此書繼承了文學研究所幾代學者的成果，包括餘冠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張炯主編成稿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此基礎上修改、補充、整合，並將我國各民族文學史和臺、港、澳文學史加入。當時動員和組織兩個研究所的力量，並得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福建、廣東社科院一些學者的支援，共百多位專家經三年努力始大功告成。進入新世紀之後，根據廣泛徵求的意見，鑑於研究領域的新進展，編委會決定對全書做大幅修改和補充。因樊駿故世，添長期研究民族文學的郎櫻爲主編，擴展爲12卷，更名爲《中國文學通史》，由鳳凰出版公司江蘇文藝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全書洋洋600餘萬字，上溯中華史前神話傳說，下至20世紀末的文學創作，縱覽三千年，橫向上同樣收納以往文學史著作缺失的少數民族文學和臺、港、澳文學，所囊括的文學史知識讓人歎爲觀止。太史公所謂“通古今之變”，其此之謂乎？
此書貫通古今的完整性無需贅言。當年魯迅著《漢文學史綱要》，已意識到傳統中國文學史著作沒有包括各民族文學。《中國文學通史》首次把各民族文學列入，使各民族英雄史詩如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以及其他民族文學成就都得到展示，氣概恢弘，絢麗多彩，更完整地展現了我國文學史多源多元的本真面貌，糾正了以往中國文學史著作僅限於論述漢族文學的偏頗。不只唐五代十國、遼、西夏、金、元、清等古代少數民族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得到了應有的關注和梳理，近現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才被認定的諸多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圖騰信仰甚至口傳故事、歌謠等民間文學資源都得到了學術性的整理和重視。這不只是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寬，更是一種文學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與進步。
《中國文學通史》另一個特點是貫穿辯證唯物史觀，既重視文學史與政治、經濟、文化史的區別，又不忽視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從而擴充了我們對“文學史”所包含的範疇的認知。我們在從事批評工作時常用“知人論世”的方法，對某個作家的家世、社會關係做完全充分的研究，以此來解讀他的作品文本，也常“以意逆志”，以新穎的洞見窺探文學創作的規律與內涵。但在文學史研究中，對某些概念、某些體制機制、某些社會因素是否該進入文學史研究的範疇，前人著作多較謹慎。這部《中國文學通史》則以開放的心態比較充分地關注到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的變化對文學產生的影響。如在對20世紀初中國文學的論述中引入當時相當重要的新聞出版制度研究、外國作品譯介傳播研究等問題，無疑抓住了那個時期極爲關鍵的範疇。《中國文學通史》還在此基礎上對那個風雲詭譎的時代的文學浪潮、文學現象、文學社團、同人雜誌等進行了忠實的記錄與客觀的品評。這種開放的姿態無疑更貼近當時的文學現場。可以說，《中國文學通史》不管在文學史觀念的創新、文學史體例的豐富和研究方法的通達方面都比前人有所超越。
《中國文學通史》的特點還在於它對以往文學史著作中曾被忽視或評價失衡的作家作品作出了比較適當的重新評價，對現當代文學史尤有大篇幅的描述。如對鴛鴦蝴蝶派、新月派以及武俠小說有較詳盡的介紹，對各種流派儘量予以客觀評介，對胡適、周作人、沈從文、張恨水、張愛玲等作家的評價也趨公允，對當代文學部分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以及報告文學、傳記文學、電影文學、兒童文學等各種文體都有顧及。全書12卷中現當代文學便佔5卷，對新文學的成就做了相當詳盡的梳理，資料翔實，力求實事求是，對文學發展的規律也有所探討。
在當下學術界，我們通常聽到的研究方法是“小題大做”，即找到微小的切入點，研究和討論新穎或重要的問題。這當然也是可取的學術方法，但也多少反映當下學術格局的某種狀況。綜觀皇皇12卷《中國文學通史》，我們似乎也可以反觀自身，前輩學人傳承的那種做學問的大膽創新的磅礴氣勢與縱橫捭闔的學術雄心在今天確實有很大程度的失落。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今天的學者全都要拿出編纂《中國文學通史》12卷的氣魄，但確實可以多少激勵自己。《中國文學通史》通古今之變，觀三千年文學，正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最好教材，其宏大的學術視野和包容的文學觀念在今天尤爲值得推崇。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