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863年出生在莫斯科，也就是兩個時代交界期。我還記得農奴制廢除之後留下的殘跡，脂油蠟燭、卡塞燈、四輪馬車、轎式馬車、信函、火石槍、類似於玩具的小炮。我眼看着在俄羅斯出現了鐵路及特別快車、輪船，還有電探照燈、汽車、飛機、無畏艦、潛艇、有線電話、無線電話、無線電報機、十二英寸口徑的大炮。就這樣，從脂油的蠟燭到電探照燈，從四輪馬車到飛機，從帆船到潛水艇，從信函到無線電報，從火石槍到貝瑞塔步槍。各種不同生活真正從根本上發生着變化。
我的父母從年輕到暮年都恩愛有加，他們非常喜歡自己的孩子，千方百計與他們在一起。回想遙遠的過去，記得最清晰的一件事就是我的洗禮儀式。當然，我是根據奶媽的敘述在想象中形成的印象。
對遙遠的過去另一個清晰的回憶則與我的第一次舞臺表演有關。這件事發生在離莫斯科三十俄裏外，雅羅斯拉夫爾鐵路線上的塔拉索夫卡小站附近的留比莫夫卡莊園裏。演出就在莊園院內的一個不大的廂房裏舉行。在幾乎快要倒塌的房子的拱門處搭了一個小舞臺，還有一塊方格毛毯做幕布。按慣例，表演內容是生動活潑的《一年四季》，我當時三四歲，扮演冬天的角色。通常在這些情形下，在舞臺中間擺放着一棵砍下來的小松樹，四周用碎棉花裹住。我坐在地板上，身穿皮衣，頭戴皮帽，綁着白毛的長鬍須和向上翹的小鬍子，不知道應當往哪看，需要做什麼。在舞臺上毫無意義的無所事事，使我很不自在，或許在那時我已經不自覺地體會到了這種感覺。從那時起到今天，我都非常恐懼在舞臺上的這種感覺。在我所青睞的掌聲過後，我應觀衆之邀返場，需要在舞臺上完成另一個動作。有人在我面前點燃了隱藏在代表篝火的樹枝中的蠟燭，我手拿一塊木頭，佯裝扔進火中。
“你明白嗎？佯裝，而不是真扔！”有人告訴我。
這時，嚴厲禁止將木頭靠近火堆。但我覺得，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如果我可以真正將木塊放到火堆中，那爲什麼要佯裝扔呢？”
幕布還沒拉開，我就興趣盎然、充滿好奇地手拿木塊伸進了火堆中。我覺得這完全是自然的、符合邏輯的行爲，這樣纔有意義。當然，棉花燃燒起來，突然着火了。大家都慌神了，喊叫聲一片。
有人抱起我，穿過一個院子，帶到了兒童間，我號啕大哭。
那天晚上之後，在我的內心一方面對成功的喜悅、有意義地待在舞臺上及在舞臺上的行爲留下了印象；另一方面對失敗的不悅、笨拙的無所事事及毫無意義地坐在觀衆面前也留下了印象。
就這樣，我的第一次登臺以失敗而告終。這件事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爲我太固執。一段時間，尤其在我幼年時期，這種固執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我天生固執的性格對我的演員生涯既有不好影響，也有好的影響。這就是我要着重講述固執的原因。我必須與固執做鬥爭。這種鬥爭在我的內心留下了鮮活的回憶。
《我的藝術生涯》
（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廣西師大出版社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