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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遠高於老一代農民工|移民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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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令人心悸的視頻在網上瘋傳:三名光背年輕男子,不顧一名十三四歲男孩的哀求,對其持續毆打,有的跳起猛踹男孩,有的往躺在地上的男孩臉上撒尿,甚至有的還舉起大石頭砸向男孩。經過警方30小時連續工作,嫌疑人全部落網。記者隨後調查發現,事發北京五環外的奶西村,打人事件涉及的幾人,多來自外地赴北京的打工者家庭——即通常所說的“移民二代”。

以一種幾乎不能接受的方式,“移民二代”就這樣再次闖入了公衆的視野。“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這些年我們耳聞目睹的青少年暴力事件並不少。

2013年底,廣東河源7名同校女生將一女同學脫光衣服後暴打侮辱,摁到馬桶內喝廁水;2014年3月4日,海南屯昌縣烏坡鎮烏坡中學初一女生遭同年級11名女同學圍毆,被扒了衣服拍視頻錄像;2014年4月17日,東莞石龍鎮第三中學一名學生被同班的幾名同學欺負,不僅被打,還被逼吃髒布、脫褲子......

 移民二代 犯罪率遠高於老一代農民工

在評論者沈彬看來,這些“移民二代”就是我們的“牯嶺街少年”。“牯嶺街少年”來源於一部改編自臺灣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的電影作品,指的是充滿乖張與暴力因子的青少年。

這些“移民二代”呈現出來的冷血而暴戾的程度,超出大多數人的想象。

青少年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青少年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的安全籬笆沒有紮緊,“問題少年”終究會鑽孔而出。引發青少年暴力的誘因是多方面的,社會教育的失敗、所屬羣體被邊緣化,最終導致這些問題少年的社會價值觀被扭曲。“人在江湖漂,誰能不挨刀”,習慣暴力、迷信暴力,甚至炫耀暴力,都成爲他們行走社會的準則。縱觀每一起青少年暴力事件,施諸暴力的原因無非都是一些瑣屑小事,解決之道卻是“暴力至上”。對文明規則的尊崇,似乎從來不存在於這些孩子的心中。

有評論認爲,“移民二代”惡性毆打事件的本質,是一個被遺忘羣體的自我沉淪。本應呆在課堂的十幾歲少年卻成爲毆打事件的主角,重複的無疑正是這樣的墮落過程:作爲“移民二代”,可他們卻被直接“丟”給了社會,人心與價值鏈條難免潰敗。關於“移民二代”,他們的被耽擱與被忽視一直就在那裏,但僅僅“就在那裏”。

伴隨着“移民二代”的長大成人,他們已成爲無法被忽略的羣體。這個人數龐大的羣體,需要被看到;他們的生存與權利狀態,正等待着被改變。

移民二代”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成高危人羣

據北京、上海兩地相關司法機構的調查發現,農民工隨遷子女即所謂農民工二代中,犯罪存在高發現象。

近日,北京市高院發佈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工作報告。報告顯示,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較高,佔未成年人犯罪的65.3%。

調研發現,幾乎每一個“問題少年”背後都有一個問題家庭。權益遭受侵害特別是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的子女;而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子女也是違法犯罪行爲的多發羣體。一方面,來京務工人員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子女,尤其對孩子缺乏必要的提醒和指引,孩子長期獨自留守、玩耍或上下學,極易給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機;另一方面,由於他們鮮有時間管教子女,子女難以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也容易出現逃課、打架、輟學等不良行爲,一旦遇到不法分子的引誘,往往會發生違法犯罪。《新民週刊》2013年的報道稱,近年來,農民工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不僅比城市同齡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得多。進一步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二代犯罪呈現出侵財性犯罪佔多數、暴力犯罪佔相當比例、結夥犯罪突出、犯罪隨意性大等特點。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至2011年間,上海青浦區院未檢科共計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戶籍293人,佔涉罪未成年人總數的85.4%;非本地戶籍中208人系隨遷子女,佔涉罪未成年人總數的60.6%。

農民工子女由於文化程度低,容易衝動,遇到問題不能正確解決,動輒施之暴力,爲一些口角之爭或者小摩擦就採取暴力手段大打出手,涉及罪名大都集中在“兩搶一盜”、聚衆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給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其中“兩搶一盜”就佔了66.35%。在近三年來涉罪農民工子女的208人中, 盜竊84人,搶劫54人,尋釁滋事22人,聚衆鬥毆20人。

在團伙作案的形成中,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涉案較多。在近三年來涉罪民工子女208人中,有記錄可查的就讀於本地學校的有70人,其中民辦學校29人、公辦職技校28人、公辦初高中13人,民辦學校的教育管理亟需加強。

檢察官們還發現,“農二代”未成年人再犯罪風險較高,有專家認爲,大部分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爲並不屬於犯罪範疇,即使是嚴重的不良行爲,多數也只是處於犯罪邊緣或是具有犯罪傾向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亞犯罪。如果對進入“亞犯罪”狀態的少年進行有效的教育和疏導,就會遏制大量少年犯罪現象的產生。然而現實情況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犯錯的未成年人並沒有受到有效的教育或者根本不願意改正。

誰把他們逼上犯罪路?主動拋棄與被拒絕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孩子走上歧路的?

分析認爲,農民工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成因,首先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得力。與父輩相比,農民工第二代少了對農村作爲歸宿的認同,多了對融入城市的渴求。他們主動“拋棄”了農村,卻又被城市所拒絕。

農民工是城市的建設者,卻不是城市資源、利益的享有者,在教育、就業、醫療、保險等許多公民權益事務方面與城市居民嚴重不對等,在綜合素質和競爭能力遠不及同齡的城市青年的現狀表現越來越明顯時,就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農民工二代的心理因此容易失衡,導致對城市的反感甚至仇視,這種被歧視感和心理落差成爲潛在違法犯罪的動因。

再者,現階段缺乏管理農民工二代的專門組織機構,大部分地方流動人口沒有檔案,沒有被納入社區或街道管理,而且房屋租賃市場混亂,就學、就業等相關資料缺失,使得這個羣體從社會綜合治理的角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處於“學校不管了、家庭管不了、社會沒人管”的狀態,這樣的管理使得流動人口的新生代缺乏歸屬感,而讓他們覺得自己是邊緣性的羣體。

第二個成因是缺乏良好的學校教育。讀書問題已成爲農民工二代青少年時期面臨的最大困難。雖然當前國家推出了義務教育階段免費的舉措,但這種困難依然存在,表現最明顯的是教育體制的問題,由於民工子女的大量涌入,造成當地教育資源嚴重緊缺,使當地政府在儘可能滿足他們就學需要的同時,不得不採取措施限制民工子女入學,限制在當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等。

相對本地戶籍的未成年人來說,農民工二代的失學率較高,受教育程度低,過早脫離了有效的學校教育管理,不少人終日遊手好閒,爲滿足上網、吸菸、喝酒等消費需求,不惜以通過非法手段獲得財物供自己隨意揮霍,導致侵財性犯罪所佔的比例居高不下。也有不少人沒有歸屬感,逐漸成爲遊離於農村與城市社會體系外的“社會遊民”,很容易犯罪。

由於受教育程度較低,農民工二代的犯罪方法一般比較簡單,很少有高智商、高技術的犯罪,且犯罪多爲臨時起意,往往帶有突發性和情緒宣泄性的特點,有很大的隨意性。

第三個成因是父母教育方法不當,一部分農民工父母本身存在犯罪問題,或酗酒、賭博,或整日忙於爲生計奔波,無暇顧及子女的教育問題。這些父母大都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對子女採取粗暴的打罵方式。

此外,部分外來打工人員的家庭結構不完整,也使得他們的子女常常難以感受到來自家庭、來自父母的溫暖,容易造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點。

“多一所學校,就少一所監獄”

目前,我國正處在進入“移民二代”高速增長時期,雖然大規模的負面力量還沒有出現,但在珠三角曾經活躍一時的“砍手黨”,以及包括髮生的輪流毆打少年事件,卻在提醒人們,對這些現象萬不可掉以輕心。

200多年前,雨果就告訴我們:“多一所學校,就少一所監獄。” 對這些在城市邊緣“野草般”生長的“移民二代”,城市不能再漠然視之。

在某種意義上,教育的公平,是最根本的公平。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隨遷子女適齡人數達到上千萬人。如何給這些孩子一張安穩的書桌,讓他們像城市孩子一樣接受義務教育,健康成長,是促進教育公平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北京高院的報告呼籲“將外來流動未成年人納入信息監管”,這種監管不應僅着眼於預防犯罪,還要儘可能幫助他們融入城市。多一所學校,也許就會少一所監獄;多一份關愛與呵護,也許就會少更多的惡性事件和傷心眼淚。這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威脅,而是迫在眉睫的事實。

如何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西華師範大學程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調整義務教育體制,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利。流入地政府應當成立專門小組,加強對流動人口子女的就學管理,處理好就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做到教育、財政、工商、勞動等多部門互相配合,真正將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多層次地進行保障。還應當根據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居住地等合理安排就學事宜。當前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經費並不充足,中央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對流入地政府進行財政撥款,幫助他們改善教學條件,並對生活困難的流動人口家庭進行適當的補貼。

第二,加強公辦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的管理。社會和個人辦學應當滿足最低的教學條件,保證教學質量,使辦學向着規範、優質的方向發展。要加強辦學管理。當前一些非正規的學校並沒有經過相關的審批認定,處於一種無序狀態,所以應當提高辦學標準,如教室、操場、多媒體、班額、活動場所等,規範辦學行爲,並納入本地教育部門的監督管理之中。加強對辦學者、教師的資格認定,使他們能夠真正承擔起教學責任,對於違背辦學、教學規定的實施處罰。

第三,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素質。相關部門應以市場爲導向,突出抓好外出務工人員的培訓工作,努力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整體素質。一方面增加技能之後可以提高他們的收入,讓他們可以負擔得起子女的教育費用;另一方面通過培訓讓他們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從而可以提高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重視。

據瞭解,爲解決“移民二代”的上學問題,目前在一些地方已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在廣東,提出各地穩步提高異地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讀義務教育公辦學校的比例;公辦學位供給不足的地方,可向符合條件的民辦學校購買義務教育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