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召開時間爲1921年7月23日，而黨的生日則是每年七月一日。問題就來了，黨的生日不應該是中共一大召開的事件嗎?怎麼會不相同呢?據說當時在確認中共一大召開時間過程已經很艱難了，一大的召開時間爲何還要求證，難道當時沒有檔案記載嗎?
中共一大的幾位參加者對一大召開時間的說法完全不同——
毛澤東在1936年對斯諾說：“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農曆。
董必武在1937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說：“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
張國燾在1953年寫道：“1921年五月(也應是農曆)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陳潭秋在1936年爲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15週年，用俄文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他在這篇文章中對中共一大召開日期的描述只能譯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
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會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1938年5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表示“這樣吧，就用7月的頭一天作爲紀念日”，於是定下了以7月1日作爲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紀念日。
一、雖然中國共產黨已經確定了每年的7月1日爲誕生紀念日，但是，執着的學者仍然想把這個問題弄得更清楚。
中共“一大”的參加者，後來當了汪僞政權二號人物的大叛徒、大漢奸陳公博，在參加了中共一大後的1923年初，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同年2月他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他在那裏撰寫的畢業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竟然成爲探索中共一大召開日期的鑰匙。
1960年當美國教授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1924年寫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這篇論文時，感到困惑。韋慕庭寫道：“現在中國共產黨把7月1日作爲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5月，有的說是7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
二、李俊臣是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他在工作之餘，喜歡通讀《新青年》。1961年，當李俊臣讀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時，對其中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雖然，《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是1921年8月的文章，發表已經40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對文中的“密碼”，卻一直沒有破譯過。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有不少的“暗語”。
陳公博寫着：“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起程赴滬。”
乍一看，這只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40年來誰都這麼以爲。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共一大，頓時眼前一亮：那“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這類，純屬遮眼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合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爲“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因爲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共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共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共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爲槐。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面，即7月2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有更多的學者和專家加入到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考證中。詳細探討這一重要課題並做出比較大的貢獻的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
三、當年參加過一大的陳公博和周佛海，後來投奔了國民黨，並當了漢奸。陳公博、周佛海都有文章回憶說，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的當天夜裏，陳公博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於是，研究人員就此展開調查，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的《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後續報道《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
《新聞報》和《申報》的報道，雖然在對案件性質的判斷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發生的時間爲7月31日凌晨這一點來看，兩則消息還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從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當研究人員將這一研究成果上報到中央後，得到了當時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喬木的稱讚。中央書記處還專門討論了是否修改建黨紀念日的問題。考慮到幾十年來形成的習慣，再加上當初毛澤東只是確定“七一”爲建黨紀念日而不是誕生日，因此，最後中央還是決定不予改變。不過，在1981年紀念建黨60週年時，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黨的生日確定爲7月23日，只是有關慶祝活動照舊在7月1日舉行。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