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外來務工人員王煒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左手致殘，賠償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決定請律師打官司。
接待他的律師看了材料說：“案情比較清楚，廣州法院開展審判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設，很多事現在不用來回跑，我直接在網上幫你申請立案。”沒過半個小時，王煒就收到短信：你網上提交的立案申請，我院已審查，請及時查閱審查結果。
按短信中的提示，王煒將信將疑地在手機上下載了一個“審務通”，用流水號和查詢密碼登錄進去，發現不但已經立案，還能通過它接收開庭和宣判信息通知、觀看庭審直播、查閱裁判文書，感覺手上拿着一個“移動法院”。
作爲司法體制改革的首批試點省份，廣東始終堅持把司法體制改革納入全省改革大盤子，在全國率先推出“以案定員”“統分結合、保高託低”“權責清單管理”等創新舉措，既落實中央精神，又接廣東地氣。3年來，廣東全省法院深入推進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成果，躍然於一份份判決書上。
破解案多人少，實現審判質效“雙提升”
不久前，廣州中院刑二庭徐法官手頭的一件搶劫案快要超審限了，合議庭其他法官因爲忙着各自承辦的案件，一直未能合議。
徐法官用手機上的“法官通”發起合議邀請，在外地辦案的審判長和另一位合議庭成員很快回應。沒過一會兒，合議庭成員分別就案件發表了合議意見，軟件自動將語音轉成文字，自動生成合議筆錄，校對無誤後，同步回傳至廣州中院“審判雲平臺”入卷歸檔。
案多人少是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法院面臨的突出問題。拿廣州來說，兩級法院1999年、2012年、2015年受理案件陸續突破10萬件、20萬件、30萬件，今年預計將突破40萬件；與此同時，辦案法官從2006年的1362名到今年的1350名，基本沒變，辦案壓力可想而知。
如何在案多人少不斷加劇的情況下，既提高辦案的效率，又提高辦案的質量？廣州法院積極推動繁簡分流，實現簡案快辦、難案精辦，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完善“1+1+1+0.5”審判隊伍，並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科技要生產力，依託信息化建設“智慧法院”。“法官通”“審務通”“律師通”和12368訴訟信息服務平臺互聯互通，不僅讓法官辦案如虎添翼，還可爲當事人、律師及羣衆提供貫穿訴前到判後各階段的39項訴訟服務，並且實現了服務流程場景化和服務內容標準化。
藉此，廣州實現了審判質效的“雙提升”。廣州市中院院長王勇介紹，2016年，該市兩級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370346件、辦結293564件，法官人均結案275件，分別比上年同期上升22.75%、22.56%和69.23%，均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一審案件和生效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同比分別下降0.5個百分點、0.1個百分點；信訪投訴率同比下降0.15個百分點，民事一審服判息訴率同比提高3.9個百分點。
破解監督難，做到監管有據不干預
吳行政是佛山市中院民四庭庭長，多年來習慣了給庭裏法官批案子的他，在司法體制改革後突然不知道怎麼當庭長了。
“司改的核心就是落實司法責任制，迴歸‘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主審法官自己爲自己審理的案件負責，不需要再經過我批。那我這個庭長到底還管不管，怎麼管？”這一困惑，不久之後就由該院出臺的兩份文件迎刃而解了。
2016年11月出臺的《關於規範院庭領導審判管理和監督職責的若干規定（試行）》提出，院庭領導履行監管職責的情況，納入個人績效考覈並佔40%的權重，怠於履職或不當履職造成嚴重後果的承擔相應責任。“這種管理已全然不是過去的以審代管，更不允許插手、干預法官獨立辦案，建立健全新型審判管理監督機制，正確處理充分放權和有效監管的關係，不斷提升管理監督的科學化、規範化、精細化水平。”佛山中院院長趙菊花說。
爲此，《規定》以列舉清單的方式，明確院庭領導分層行使宏觀指導審判、制定規章制度、優化工作機制、統一裁判尺度、行使案中監督權等10餘項管理監督職責。例如，院庭領導在4形下行使案中監督權，並且僅限於要求承辦法官或者合議庭報告案件進展和評議結果，不得直接改變合議庭的意見或發表傾向性的意見。院庭領導的監督必須做到全程留痕。
爲減少外部干擾，《規定》特別強調，院領導接到當事人及其親屬、代理人、辯護人遞交的涉案材料，僅表達案件實體應如何處理等一般訴求的，不再向合議庭或承辦法官批轉； 接到有關黨政機關、司法機關或領導幹部遞交的涉案材料，屬於違規干預、插手、過問具體案件處理的，應按相關規定不批示、不交辦、不傳達，並將相關材料移交相關部門進行登記記錄。
佛山中院的另一份文件是《關於建立監察室與審判管理辦公室聯動監督工作機制的意見》，旨在凝聚內部監督合力，實現案件異常情況互通、信訪舉報線索的共享和重點聯合督察，防止審判監督與紀律監督兩條線、兩張皮。去年以來，該院監察室就12件相關案件向審管辦發函，審管辦將其列爲重點評查對象並將評查結果反饋監察室。
破解執行難，確保當事人兌現合法權利
爲了努力讓人民羣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廣東各級法院充分認識到，不僅要審好、管好，還要執行好，不能讓執行難拖住“最後一公里”，導致公正“遲到”。
被執行人青海省西寧市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持有市值達9000餘萬元的鉅額股票，卻哭訴沒錢，賴賬不還。深圳市中院執行法官在電腦桌前，使用該院首創的“鷹眼查控網”，僅用8個小時就完成從發現財產線索到成功控制的過程。
案件執行難，難在被執行人財產難查。2011年以來，深圳全市法院運用科技手段，將“鷹眼”植入“老賴”生活，有效破解了這一難題。
深圳中院副院長黃志堅介紹，案件執行中，由於被執行人的財產登記在銀行、車管、工商、房產等部門，以往這些部門的信息資源沒有與法院共享。如今，“鷹眼查控網”與40家聯動、協助單位建立專線連接，既包括公安、工商、地稅、海關等政府部門，也包括商業銀行、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聯合產權交易所等公司類協助執行主體，還在全國率先將外資銀行納入查控體系。同時，被執行人財產的查控種類擴展到28項，基本覆蓋了被執行人的記名財產。另外，“鷹眼”還可實施機場安檢布控、手機軌跡定位、身份證臨控定位等人員控制功能。
執行工作耗時耗力，如果像過去那樣粗放運行，往往重複勞動，浪費資源。在深圳中院，同質化事項高度集約統管辦理的機制，確保了資源配置最優化、司法成本最低化、司法效率最大化，實現“批量生產”，變“單打獨鬥”爲“集團作戰”。
今年6月，深圳市福田區法院有5項執行事項要赴北京實施；同期，深圳中院也有2宗執行案件需赴北京實施。按傳統模式，兩院執行局至少要各派2名執行人員，分別耗時5天、3天。但以信息化集約管理模式，平臺管理人員收到電子指令後，根據任務的區域、時效要求等要素，指派中院執行局行動組兩名同志赴北京統一實施，並在5天內全部辦理完成。外勤實施的人力、時間、費用成本減少將近一半，最終惠及的是案件當事人——確保及時兌現自己的合法權利。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