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二年,對金持強硬態度的李綱、宗澤或罷或逝,黃潛善、汪伯彥專權,“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的宋高宗駐蹕揚州,日日聲色犬馬。而皇帝的巡幸東南,給了恰好知揚州的呂頤浩參政中樞的機會,得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
雖然身處宰執的黃、汪二人“偷安朝夕”,呂頤浩則對金軍或將入寇有着清醒的認識,他在《上邊事備禦十策》中認爲金人“秋冬之間,南牧必矣”,但夜夜笙歌的高宗與其執政集團依舊是“廟堂宴然,殊不爲備”。
果不其然,金軍本着“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的目的,於建炎三年大舉入侵,此時“恃和議”的黃、汪二人毫無對策,致使高宗唯有車駕南渡鎮江,呂頤浩於此時“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並認爲“不然,敵乘勢渡江,勢愈急矣”。
但嚇破膽的高宗(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則以“錢塘有重江之阻”爲由,自鎮江南逃往杭州,而任頤浩江淮兩浙制置使,金人退去後則改江東安撫、置制使兼知江寧府。恰在此時,明受之變發生。
是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加之禁衛親軍以賞薄爲怨,遂在苗傅、劉正彥的帶領下羣起叛亂,斬籤書樞密院事王淵,要求隆佑太后垂簾聽政,並強迫高宗傳位於三歲的太子,改元“明受”。
呂頤浩之子呂抗在接到改元之詔後認爲“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衝乎?灼知兵變無疑也”,贊同此論的呂頤浩隨即寓書張浚,相約討賊。此時內有朱勝非委曲調護的協助,外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一班文武的助陣,呂頤浩“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史稱“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到聳觀,以手加額”。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