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無論是男人喪妻還是女人失夫,都屬於“十年生死兩茫茫”的人間慘劇,是值得深表同情的。封建社會男人倒也罷了,死了老婆,還有大把機會接觸其他異性,續絃、養小、嫖伎等等,男人是不會寂寞的。但是作爲社會弱勢羣體的古代女人就要慘得多,一旦死了老公,種種清規戒律三從四德就來了,與人私通偷人要被浸豬籠,改嫁他人謂之不貞蕩婦,隨意接觸男人謂之輕佻,“寡婦門前是非多”這句話就是這麼來的。
中國封建帝王時代歷經三千年,隨着朝代興衰更替,亂世頻仍,戰爭不斷,大量男丁遠赴沙場馬革裹屍,無數女子苦熬歲月青絲凌亂,朝廷廟堂之上,民間黎庶之家,寡婦無處不在,是非也無處不在,真可謂戰亂與死亡同在,寡婦與是非共舞。
古代公主也要守寡
歷代的皇帝們一個個老婆成羣,世人看着只是豔羨,並不認爲不合理。古代男人三妻四妾,還明目張膽四處獵豔,青樓花舫處處有,世人也認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唐朝的寡婦公主們三番四次改嫁他人,大臣們就看不順眼了,韓愈在其《外集》十卷中公開指責:“帝女爲黎庶垂範,自古然也。今之不淑,與道悖矣。”後世諸多學者提到此事,也無不奉送一個“髒”字。
民間寡婦改嫁或者出軌,更如觸了雷區,宋代大儒、理學家程頤痛心疾首地說:“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對待寡婦再嫁的問題上,居然表現得極爲大方,他說:“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並指責程頤:“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這是一個奇怪的文化現象。
爲什麼說寡婦門前是非多
實際上,寡婦門前之所以是非多,是因爲這些是非原本就不是是非,從科學的層面來解釋,就一目瞭然。在下不才,窮盡腦汁,從三個方面來細說其中緣故,爲寡婦門前的諸多是非分辨分辨,或能開闊讀者眼界,幫助瞭解古今社會人心。南宋的袁採說得最明白:“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爲饕爲饞;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爲奸爲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爲盜爲賊。人惟縱慾,則爭端起而獄訟興。”
翻譯過來就是,飲食是人的自然慾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過分追求,就是貪吃;男女之事是人的本能欲求,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採用不合理的手段去滿足需要,那就地導致姦淫;財物誰都想要,是不可缺少的,但靠違反道德、法律的手段取得財物,就成了盜賊。人如果只求放縱自己的慾望,那就會引起事端觸犯法律。這是很明顯的社會學規律,應該爲袁採鼓掌。寡婦也是人,也需要賺錢吃飯穿衣求生存,也需要行男女之事得人倫,由此產生的是是非非,大多出於別人強加在寡婦身上的“不合理”罷了。用寬容的眼光看待寡婦門前的是非,與“生我所欲,義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的儒家社會道德精神是吻合的。
從生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寡婦門前的是非,多與性有關,寡婦只是普通女人而已,她們不是神,她們需要在生理上做到陰陽調和,維持起碼的身體健康。由於女性獨特的生理結構,使得女人守寡備受煎熬。身邊沒有男人,長夜漫漫,自然寂寞難熬,不東想西想纔怪。如果女人長期性冷淡,性孤僻,明顯不益於健康,特別是對守寡的女人來說更需要正常的性生活來調整身體,只要不濫性,不亂倫,就不能說寡婦有違道德。人體陰陽存在兩個系統,必須保持相對平衡,才能維持正常的生理、機理活動,它的機理活動,必須符合陰陽平衡,這與易理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一致。另外,每個人都有與外界溝通交流的生理慾望,即便不是單純的爲了性的滿足,寡婦與其他男人進行交往,說說笑笑,也不該成爲他人眼中的是非。
從醫學角度來分析,寡婦門前的是非也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寡婦的生活狀況淒涼而無奈。在情感方面,從寡婦名家李清照的《一剪梅》裏也能發現端倪:“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寡婦的情感世界細膩敏感,從眉頭到心頭,再從心頭到眉頭,循環往復,令人讀之辛酸,難怪李商隱要問:“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真寡婦知音也!寡婦們如此“情志抑鬱”,卻又慾望宣泄無門,焉能不“脾胃受累,肝脾失和,百病纏身”?於是,寡婦們爲自己的身體健康計,出門惹一些“是非”,緩解心情,宣泄慾望,條達生活,擺脫不如意現實,尋求精神迴歸的理想歸宿,何罪之有?
希望寡婦門前的是非不再是是非,寡婦們可以挺直腰桿、大大方方走出去。大膽地行“己欲之所欲”的任何事情,而不必在乎別人說是道非。斷腸人已經去了天涯,現代社會卻是美好的“春山”,說是道非的“行人”還遠在“春山”之外,有什麼好顧忌的?不要怕!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