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最近處分11名學生的事情，經報道後引發了很大關注。11名違紀者行爲包括無故離校、婚外情、學術不端、偷窺異性如廁，等等，分別受警告、記過、留校察看或開除學籍等處分。
原本只是一份發佈在學校內部網站的稀鬆平常的處分公告，卻因“清華”的金字招牌成爲熱點。評論員們大談“精英作惡的危害”，網友們紛紛點贊清華大學“沒有因學校榮譽受損就包庇”，而受處分的研究生卻從喧囂的輿論場中消失了。
作一種假設：如果被開除的學生不服，該怎麼做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首先，可以檢視清華的校規及處分之舉是否與國家法律存在牴觸。
早已有人這麼做過。2014年，北京大學女博士於豔茹被指論文嚴重抄襲，一時輿論譁然。2015年，北大撤銷其博士學位。於豔茹不服， 2015年7月，她將北大告上法庭。
於豔茹勝訴了。法院認爲，北大在作出撤銷決定前未充分聽取於豔茹的陳述和申辯，程序違法，亦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撤銷了北大作出的撤銷學位的決定。
法院還指出，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響的行使權力的決定前，應聽取當事人意見；正當程序原則是裁決爭端的基本原則及最低的公正標準。即便相關法律、法規未對撤銷學位的具體程序作出規定，也應自覺採取適當的方式來踐行上述原則，以保證其決定程序的公正性。
無獨有偶，幾年前的一個案例與之有相似之處。2011年12月22日，華南師範大學學生何紹龍請同學替考，被監考老師發現。2012年3月，學校對其作出開除學籍處分。何紹龍認爲處罰過重，且學校未經調查取證、聽取陳述申辯、最終決定等必要程序，當天即作出不允許其參加學校教學活動和繼續住在學校宿舍的決定。
法院認爲，華南師大未履行相關告知聽證的義務，剝奪了校規賦予何紹龍的聽證權利，違反相關程序規定，判決撤銷華南師大的開除學籍處分決定。
另一起案件則以學生敗訴收場。2004年年底，中國礦業大學研究生宋慶請同學代考，被學校發現。中國礦大於2005年6月開除其學籍。宋慶認爲學校作出開除的處分過重，請求撤銷該處分決定。
法院認爲，中國礦大經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討論並上報校長批准後作出處分決定，且在給宋慶送達的《宋慶開除學籍處分決定送達書》上，明確告知宋慶申訴權，不屬程序違法。因此，法院判決維持中國礦業大學的處分決定。
可見，程序正義是法律實踐中的重要一環。違法者固然不對，但其正當權利也應得到維護，校規的制定、執行更應受到嚴格的監督。
位階低的法律、法規或規範性文件不得與位階高的法律、法規相牴觸，這是法學中的一項基本原則。高校制定的校規不得與上位法發生衝突；若存在發生衝突的部分，應以法律爲準，校規的相應部分無效——近年來出現的學校敗訴的案件，相當部分正是因爲校規不合法而引起的。
1996年，北京科技大學本科生田永在一次補考中被認爲考試作弊。北京科大於1994年制定了《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規定凡考試作弊的學生一律按退學處理，取消學籍。學校對田永作出退學處理決定，但未直接向其宣佈、送達相關決定和通知。1998年，北京科大拒絕爲田永頒發畢業證書。
法院認爲，北京科大對田永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所依據的校規與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法定退學條件相牴觸，學校所作退學處理決定違法。因此，法院判決北京科大爲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一位學者在論文中指出，有的學校往往憑某位領導的一個指示、一句話或一次大會發言，便匆匆起草一個規範性文件，如不少高校在期末考試前出臺的《關於嚴肅考風考紀的緊急通知》等。這種“因事立法”“應急立法”的產物並未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必要討論，便草率發文，其質量可想而知。
制定校規在程序上的缺失，是高校校規中不合理、不合法之處頻現的重要原因。
我們所處的時代一直對“快”孜孜以求——制定校規要快，要讓領導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效；執行校規要快，在爆發的輿情面前，跟着輿論大潮走，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息事寧人”；發表意見要快，看完文章標題，抓住某個爭議點，一頓猛鑿就能有超高閱讀量。
很難說北大作出撤銷於豔茹博士學位的決定與當時輿論對北大的批評毫無關係——多名專家認爲北大剝奪其博士學位的處罰過重；排除於豔茹被指抄襲的文章，她仍舊符合獲得博士學位的標準。
在中國青年報法人微博一條關於“北大女博士勝訴”的消息中，相當數量的網友忿忿不平：“抄襲有理？”“抄襲不需要被懲處？”對於部分網民而言，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情緒的宣泄口。
在不少案例中，輿論的湍流催促着新聞當事方以更快的速度作出迴應。高校校規應在高速發展的時代中進行自我完善，但越是在“快”時代，越是要牢牢握緊程序正義這根“慢”準繩。制定校規的程序正義，使校規更有公信力、更具可執行性；執行校規的程序正義，能讓學校、學生的正當權利最大程度能得以保護。在一片喧囂聲中，高校更應以冷靜的姿態，守護校規的尊嚴。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