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抗日劇中，常可見到對日本“武士道”的演繹。
“武士道”究竟是什麼？
“忠”與“死”
一般認爲，“武士道”起源於鎌倉時代，定名於江戶幕府初期。
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詔書首次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至11世紀，鎌倉幕府建立，以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作爲統治基礎。這類政權，通稱“武家政權”，此後統治日本600餘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這600餘年間逐漸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與“死”。
所謂“忠”，是強調各級武士須嚴守崗位，絕對忠於各自的主君；所謂“死”，是倡導爲主君獻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權”對這兩點的強調，實是出於一種現實的“等價契約”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與“死”，主君則賜予並保障武士的地位與財富。這種契約關係，常隨世局變遷而有所修正。如羣雄爭霸的“戰國時代”，舊主、新主更替頻繁，武士們從自身利益出發，更愛強調“爲自我獻身”，而非“爲主君盡忠”。
“士道”與“葉隱”
江戶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詞正式出現在典籍之中。
“傳統武士”在江戶時代轉型爲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備治民才幹，而不能僅僅只懂得殺伐。“原始武士道”於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
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學影響的山鹿素行，是這一改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張“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範天下；山鹿素行則強調，武士必須文、武兼修，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文”的修養，必須做到重義輕利，因爲通過自己的楷模式的行爲，讓天下秩序歸於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職分。
不過，江戶政權用儒學改造“傳統武士”的願望，並未完全成功。緬懷“原始武士道”的《葉隱》一書，仍在轉型不成功的“傳統武士”當中廣泛而祕密地流傳。
《葉隱》一書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別痛恨讓武士學習儒學、轉型做官僚。按該書的觀點，所謂“武士道”，很簡單，就是“當生與死逼迫你選擇時，唯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葉隱》反對儒學對死的意義的追尋，“死就是死，勿爲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纔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葉隱》也反對儒學用“義”來規範“忠”，作者明確表示：“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麼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葉隱》是對“士道”的一種對抗。後者得到了當局的認可與推廣，前者則被列入禁書，只能在民間祕密流傳。
不過，無論是“士道”裏的“武士道”，還是《葉隱》裏的“武士道”，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歷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過，而只是作者出於現實需要，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的“提純”。
圖注：山鹿素行繪像
半遺忘狀態
舊時代的“武士道”，有兩個特點——1、專屬於“武士”這一特殊階層；2、其效忠對象多元，數十萬武士，分別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故而，明治維新後，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無論是“士道”派，還是《葉隱》派，都難以被當局所接納。
新政權宣佈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階層的特權，又通過天皇詔書，將“忠良驍勇”的品性，定義爲是全體“日本帝國之人民”所共有的優點，同時絕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發佈《軍人敕諭》，明確批判武士階層長期掌控日本政權的歷史，是“違我國體”。
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尷尬，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半遺忘狀態。
新渡戶稻造
“武士道”再度被激活，與明治後期的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有直接關係。
日清戰爭中，因爲旅順大屠殺，日本被西方媒體宣傳爲野蠻民族。作爲辯護，1899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作出版了《武士道》一書。
新渡戶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學歐美，併成爲基督徒。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爲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優秀特質”，希望說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蠻民族，也有着與西方基督教傳統類似的優秀的道德體系，這一體系就是“武士道”，其內涵是“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日清戰爭打敗了儒學中國，日俄戰爭打敗了屬於西方文明的俄國，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爲，一定存在着某種日本獨有的“文化傳統”，在指導日本獲勝。新渡戶稻造對武士道的重新宣揚，正好部分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要。
1905年，新渡戶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別召見，並獲准向天皇獻上《武士道》一書；同年，該書增訂再版，風靡全國，新渡戶稻造也成爲“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遺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躍成爲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備的美德。
井上哲次郎
新渡戶稻造的寫作初衷，雖然是爲了向西方人證明，西方人有的高貴道德，日本人也同樣具備，不過，他對“武士道”的讚美仍有限度，認爲“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
故而，《武士道》一書雖被推崇，但還難以完全滿足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本國獨有的“文化傳統”的發掘熱情。
這種心理需求，最終是由井上哲次郎來填補的。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編纂出版了著名的《現代大家武士道叢書》。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武士道“在外國幾乎沒有同樣的例子，是日本一種特別的精神訓練”，不但不同於中國的儒學，更是日本民族賴以與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對抗的唯一利器；至於其何以“獨一無二”，井上的解釋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與“神道”作爲指導原理，所以，“影響從日本及於全世界,負有道義地統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還宣稱：“我國的軍隊之所以非常強大，雖然有許多原因，我確信無疑：武士道的存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至於“武士道”的內涵，則無非“忠君愛國”四字而已。
圖注：左，戰後日本郵票上的新渡戶稻造像；右：井上哲次郎
變幻多端的“武士道”
綜上。“武士道”究竟爲何物，是模糊不清的。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日本，因不同的需要而有着不同的涵義。
鎌倉時代所產生的“原始武士道”，是一種現實的利益契約；江戶時代，“士道”和《葉隱》互相對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陣營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遺忘；明治後期，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與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說“武士道”是日本賴以對抗基督教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利器……
不是“武士”，而是學者和政客，在不斷按照其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內涵；這種塑造，因爲利益出發點的不同，又往往彼此衝突……
現實政治必然選擇最符合其實際需要的解釋。侵華戰爭期間，最受日本軍界推崇的“武士道”，是《葉隱》一派。《葉隱》鼓吹“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而反對去追尋這種死是否與“義”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戰地，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帶上《葉隱》”，正是東洋大學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給全體日本國民的“忠告”。1941年，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在《戰陣訓》裏鼓勵日軍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虜囚之辱”。
二戰結束後，推崇《葉隱》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爲主旨是與西方溝通對話而非對抗，又重新成爲“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戶稻造的肖像，也被印在了貨幣之上。
參考資料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三島由紀夫，《葉隱入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訴求與告白——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與明治日本》，《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4期；唐利國，《論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再編與抵抗的失敗》，《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月；韓東育，《關於“武士道”死亡價值觀的文化檢視》，《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頌倫，《武士道與“士道”的分歧和對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張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新民晚報2015/04/16；等。
瑞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