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社會各界都在關注如何解決校園欺凌問題，但此類事件似乎從未停止。最近，四川彭州、山東臨清相繼發生校園欺凌事件，欺凌視頻被髮到網絡後，欺凌者受到批評教育，雙方達成諒解。然而，如果沒有欺凌視頻或者視頻沒有被曝光，校園欺凌事件會得到解決嗎？受欺凌者面臨怎樣的境遇？
“我遭遇了校園欺凌，告訴了班主任，但是班主任並不打算真正處罰他們幾個，只是說可以記大過。記大過對於那些人沒用啊，我該怎麼懲罰他們。請給我一個合理處罰方法，不合理也可以”。
“懲罰”兩個字，讓閱讀這條微信的倪安偉心裏咯噔一下。“寫微信的只是1名正在上初一的女孩，字裏行間卻是憤怒甚至是絕望。”作爲北京市多名學校校外心理醫生的倪安偉向《法制日報》記者這樣解讀。
倪安偉曾處理過多起校園欺凌事件，她總結出這樣兩個問題：
一些教育工作者對學生之間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行爲沒有評判意願，只是拿“沒有國家標準”來回應，俗話說就是和稀泥；
即便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在長大後卻選擇遺忘或者淡化，用沉默掩飾痛苦。
不論是親歷者還是相關業內人士，都向記者作出了這樣的表述：“對校園欺凌的漠視是比欺凌本身更爲可怕的一件事。”
“不被當回事”的冷漠
曾被20個人堵在食堂門口毆打，校方的處理結果是對動手的幾名學生停課。而最讓她感到無力的一句話則是1名校領導說的——“他們爲什麼不去打別人，偏要打你啊”？
“這可能也是大多數老師的心理吧，這也是讓大多數被欺凌的學生最無可奈何、最無力反駁的一句話。”這個“她”便是倪安偉，正因如此，她也更加關注遭遇校園欺凌的孩子。
對於曾經的經歷，倪安偉是這樣形容的：拳打腳踢、起侮辱性外號、對幾乎所有人都說我的壞話，“各種不堪入耳的話，甚至還有人掀我的裙子，男生女生都有。雖然幹出這種事情的大多是男生，但是女生也漸漸不理我了，因爲施暴者中也有女生”。
“老師的態度就是那種‘爲什麼他們不欺負別人專門欺負你’,讓我多從自身找原因。”在這樣的境況下，年幼的倪安偉開始自虐，“可笑的是因爲怕家長髮現，所以自虐的形式從來沒有出過血，導致我媽媽在兩年之後才知道我自虐。但是我當時已經習慣了扭曲地活着，再加上我成績很理想，所以第一反應就是我不應該自虐，於是教訓我”。
倪安偉自虐的方式是，撞牆。
之後，在評選三好學生時，倪安偉落選，她的老師不解——“成績那麼好爲什麼沒評上”？倪安偉卻很“平靜”，“因爲同學已經習慣了施暴者對我的評價”。
“現在別人問我‘你竟然被校園暴力過？完全看不出來’,我一般都會笑一笑就過去了。可以說表面上恢復得比較好，但是心裏自然有陰影，很大一片。”倪安偉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心理學專業，在很大程度上也希望能夠自療。
在倪安偉接觸的校園欺凌案例中，很多受欺凌者都有着這樣的感受，“不被當回事”甚至是遭遇“極端的冷漠”。
在倪安偉的幫助下，記者通過微信視頻見到了曾經的受欺凌者小玲。
“我一直被我的同桌欺負。後來，我對父母說了這件事，父母和老師進行了談話，但班主任老師並不認爲班裏會有這麼多同學欺負我，畢竟她從來沒看見過。在我父母的堅持下，班主任老師和我談了談，她問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我告訴她，我希望我可以一個人坐，不要有同桌，希望她能警告班裏的同學不要欺負我。”小玲說，“我記得班主任當時很詫異，她說你的同桌是班裏脾氣最好、個子最小的男生，他也會欺負你嗎？我斬釘截鐵地說‘會’,但她最後也沒有調換我的位置，結果是同桌男生變本加厲。”
小玲並沒有停止求助，她的方式是“既然老師看不見我被欺負，我就讓老師看見”。她每次被欺負就會哭着跑去辦公室，只要別人對她有過分的行爲，她就讓父母找老師，老師不管，就去校長辦公室。
“我不服氣，憑什麼我要被欺負？我什麼都沒有做錯。”在小玲的一再堅持下，情況好轉了，“但老師們都覺得我事多，不過這不重要，我不會一輩子和老師一起生活，所以他們怎麼看我不那麼重要。在以後的無數個日子裏，每當我情緒差的時候，我都想回到小時候，我想向欺負我的人砸椅子，想破口大罵我的老師，想寫匿名信給教育局。我知道，我心裏的傷口並沒有癒合，它可能結痂了，但是疤痕還在，有時候不經意的一件事就會撕開傷口，讓我陷入以前的痛苦裏”。
說起這些事情時，小玲的眉頭一直緊鎖。
“天差地別”的結果
在記者的走訪中，除了極少數的嚴重事件，在大多數時候，校園欺凌夠不上違法犯罪的標準。
倪安偉舉例說，在一個班級裏，幾名有號召力的孩子聯合起來，不許其他同學與李同學交往，這些孩子違法犯罪了嗎？大家一起用難聽的綽號稱呼李同學，這些孩子違法犯罪了嗎？大家偷偷撕碎李同學的作業和課本，讓李同學有口難辯甚至被老師責罵，這些孩子違法犯罪了嗎？大家在李同學的衣服上畫烏龜、散佈關於李同學愚蠢的謠言、畫李同學的醜陋漫畫在全班傳閱，這些孩子違法犯罪了嗎？
答案顯然是“沒有”。然而，這些都是倪安偉接觸過的受欺凌者的真實遭遇。
“雖然這一切會讓李同學痛苦，生不如死，覺得彷彿生活在無人支持的地獄中，但沒有人會覺得這些孩子犯錯了，校長和老師的態度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管可不管，只要防着孩子不要在學校裏跳樓自殺就行了。”倪安偉分析說，“於是，那些被慣壞了的熊孩子越發有恃無恐。他們會認爲，反正沒有人會管，撕李同學的課本無所謂、孤立嘲笑李同學也無所謂、往李同學的杯子裏丟粉筆也無所謂，那麼，把李同學帶出去打一頓，讓她吃泥巴、吃頭髮，大概也無所謂吧。”
如果迴應不是冷漠而是關注呢？結果可能是天差地別。
“他們隨意撕我的作業本，圍在一起做出拿凳子砸我的動作，只希望聽到我恐懼的尖叫。拿我的衣服擦被他們踩髒的東西，甚至通知我放學之後要揍我一頓，讓我不得不每次放學回家都提心吊膽將自行車蹬得飛快……太恐怖了。”目前正在北京讀研究生的陳染，在回憶起上中學時遇到的校園欺凌，說起來已經很平靜。
在陳染看來，這種來自頑童的惡意最是恐怖，因爲他們根本分不清什麼是戲謔和殘忍，“我那時候感覺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因爲我知道，我就算把這些事情告訴了家長老師，他們能給的也只有警告和一些於事無補的懲罰，這些結果都只能讓那些欺負我的同學變本加厲地傷害我。而我面對人格尊嚴的傷害時，能做的只有等待。我想過拿刀和他們拼個你死我活，但是我很清楚這樣我這一輩子就真的毀了；我也確實曾經割腕自殺，但是後來淺淺劃了幾刀又放棄”。
幸運的是，陳染遇到了一位好老師。“當時我無心讀書，理科可以說是差到極點，在極其注重升學率的學校，我本該是被放棄的那一批，可是我的老師並沒有漠視我。他知道我的情況後，先是找來了那些同學的家長，跟他們講述了事情的嚴重性，並且給予他們警告。然後將我調爲學習委員，開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情，讓我在那些同學面前有一種十分被老師信賴的感覺，那些同學對我的態度開始慢慢變化”。
兩年後，陳染將畢業成爲一名老師，“我會努力做一名好老師，我會像我曾經的班主任一樣，關注每一個孩子成長。說句聽起來有些官方的話——拒絕校園暴力，從我做起”。
瑞麗谷
